“朴实”的力量

——中秋前夕看望陈蒲清老师

文/鞠晨曦

    教师节，竟忘了给陈蒲清老师送上一句问候。正内疚的时候，米花打来电话：“中秋，我们去看看陈老师吧。”看来，同样内疚着的还有另一位。

    毕业这么多年，虽然与老师同处一座城市，可除了工作关系偶尔遇见外，我们还从未正儿八经登门看望过陈老师。有一段时间，陈老师在我校文学部兼了几节文化史课，我本打算好好去听几节课的——听陈老师讲课是一件多么享受的事情啊。可总是因为一些事情耽误了。倒是陈老师还记得涉外还有个不争气的学生在，把他的新著《箕子评传》送了一本给我。

    本来与陈老师约好今天晚上去，转念想，晚上恐怕耽误老师休息，不如下午去吧。下午四点出发的时候，给陈老师家里打了个电话，接电话的孙女说，爷爷打乒乓球去了。这时才想起陈老师的习惯：每天下午都要打一个小时的乒乓球。

    在教工俱乐部找到了陈老师，还是那副朴素的打扮：短袖汗衫，四角短裤，脚上仍旧是一双解放鞋。

    72岁的陈老师比以前略瘦了一点，但精神饱满，步履矫健，我们要稍微加把劲儿，才能赶上老师的步伐。这是老师数十年如一日坚持打球的结果。

    陈老师的家里还是老样子，没添什么新家具，但透着一种过日子的真实和朴素。

    屋里到处都是书：书房四壁都是书柜，形成四堵书墙；餐厅的一壁也全是书，书桌上除了电脑，也是成堆成堆的书，没有留下一寸空地。陈老师说，他现在完全用电脑写作了。

    我们问陈老师现在还上不上课，老师说，不上课了。受政府邀请，陈老师加入了湖湘文化研究丛书编委会，在编写一套湖湘文化丛书，其中包括曾国藩、左忠棠、魏源、陶澍等人的全集。陈蒲清老师主编的是《陶澍全集》，这套八卷本的全集不久就要出版了。陈老师说，陶澍是中国近代经世思潮的倡导者和践行者，是引领中国走向近代化的里程碑式人物，左忠棠、魏源、林则徐都是他提携下成长起来的，但是，研究者长期忽略了他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为了搜集陶澍的资料，陈老师不但深入陶澍老家安化走访，甚至通过各种关系到台湾、美国搜寻资料。“很可惜，很多资料已经湮灭了。”陈老师叹息道。

    陈老师一生专注于教学与研究，出版著作60多种，其中包括《中国古代寓言史》、《中国现代寓言史纲》《文言今译学》《世界寓言通论》《韩国古典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学》等重要著作。他在文化史、古汉语、寓言研究等方面取得的成就，国内少有比肩者。特别是他的寓言研究，可谓开一代之风气，在国内外影响甚广。这样的成就使他成为湖南省第一批优秀社会科学家。

    学术上的成功并没有让陈老师忽视教学，他以对待学术研究的认真、严谨态度对待课堂教学，是教育学院中文系最受欢迎的老师。当时，陈老师在中文系同时开设寓言研究、文化史、文字学、文言今译学、音韵学五门课程，我选修了他所有的课程。上课的时候，许多校外学生都争着到我们教室来听课，一时蔚为美谈。

    陈老师的课之所以受欢迎，最重要的原因有两个：一是知识含量大，每一节课都会让人有“受益匪浅”的感觉；二是他不但传授知识，而且细细讲解研究的方法与思路，处处给人以思维上的启迪。每次上完陈老师的课，我都要花上两个小时以上的时间来整理笔记、消化知识。

    陈老师从不在课堂上讲所谓的逸闻趣事、花边新闻，从不像有些老师那样满堂夸耀自己出过什么书、获过什么奖、开过什么会、入选过什么名人辞典，也从不抛开讲课内容大讲做人的道理，他给学生做人方面的教育超过任何老师。他在课堂上讲到自己的某些观点与别的专家有所出入时，从不是己非人，而是客观地摆出两种观点，列出各自理由，让学生自己去判断。特别是他对古代典籍中一些著名的论断提出自己的看法时，从不夸耀这是他首次发现的。当我们把他的真知灼见与平实的话语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就真正明白了学术的真谛之所在。

    课后，我们经常看见陈老师穿着那件破了几个洞的手织毛线衣，脚上蹬着破旧的解放鞋，用扁担挑着两个水壶到开水房装开水。很多同学都想帮帮陈老师，但陈老师都是婉言谢绝。如果学生在生活上有什么困难，陈老师总是近他所能进行帮助。米花有段时间在电视台实习，陈老师见她年关将近还没有回家，关切地问她住在哪里，需不需要帮助。大年夜那天，又特意把她接到家里过了年。米花说“我感觉他就像是一位父亲，没有任何虚假的客套，但总是给人温暖的感觉。”有趣的是，有些教授不喜欢别人叫他某某老师，非要叫某某教授。结果，同学们面对陈老师的时候，常常只叫陈老师，很少叫陈教授，因为同学们觉得，这已经是一种档次上的泾渭了。

    把陈老师称作父亲的绝不止米花一人，一次，韩国著名学者权锡焕来校做学术讲座时，当着几百听众用生疏的汉语说：“陈老师就是我的父亲。”1991年，权锡焕在香港大学做博士论文，查找资料时发现陈蒲清著的《中国古代寓言史》和《世界寓言通论》，深为折服，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写信给陈老师，想要到教育学院来当面请教。陈老师当即答应了。权锡焕博士到来后向陈老师求教整整一个星期，陈老师给他提供了毫无保留的帮助，令权锡焕非常感动。此后二人结成忘年之交，成为中韩学术交流的一段佳话。

    陈老师学韩语的故事也深深感动过我们这些年轻人。由于要到韩国出席一个学术会议，陈老师以60多岁的高龄，在两个月内速学韩语，竟达到了可以听懂韩语，并与韩国大学笔谈的程度。后来，陈老师完成了《韩国古典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学》《韩国古典文学精华》《韩国古代寓言史》（与权锡焕博士合著）三本著作，可见他对韩国文学、韩国文化了解之深入。但陈老师还是谦虚地说，他的韩语还很不行。

    我们谈起一些与韩国有关的话题，陈老师对高句丽的渊源、变迁、发展、兴亡如数家珍，对中韩疆域之争起因、真相了若指掌，对韩国端午申遗也有自己的看法。他说，韩国端午与中国端午有联系，但其文化内涵、风俗特征不是一回事。韩国申请的是韩国端午风俗，而不是中国端午风俗，这对中国并没有什么妨碍。

    谈论正欢，天色渐晚，我们准备告辞。米花一直想得到一本《箕子评传》，这次当然要趁火打劫了。陈老师二话没说，搬了一架自制的木梯就进了书房——由于书柜太高，要拿到高层的书，必须使用木梯。我们拦着老师，说还是我们自己来拿好了。陈老师说：“不碍事，我经常这样找书，没问题。”

    除了《箕子评传》，陈老师还拿了两本《中国古代童话鉴赏》，郑重地题上“师生情谊永存”，送给我们。

    临别时，陈老师坚持下楼，送我们上车。看着在暮霭中向我们挥手的陈老师，我和米花约定，每年中秋都要来看望陈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