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也是衙门？

文/鞠晨曦

    我们常常在一些高校看到这样的现象：
    官员们（尤其是那些根本不懂教育规律的官僚）热衷于控制，他们希望在自己的指令之下，学校呈现出一种整齐划一的秩序。例如，制定许多限制性甚至惩罚性的制度条款；让教师集中坐在一个办公室备课；学生整齐地坐在教室里早读、自习；在统一的作息时间安排下吃饭、学习、休息、娱乐；穿统一的校服并佩戴校徽；按照学校的统一安排开展课外活动；对学身的服饰和发型做出严格的规定；按照预定的主题开班会；围绕政治口号举办演讲比赛；为完成政治任务开一些根本没有讨论余地的研讨会；在一些特殊的纪念日里实行全校“严防死守”……这样，官员们就会觉得学校的一切都在自己的掌控之中了，这就是管理的最高境界。
    官员永远改变不了颐指气使的脾气，他们希望通过指令和责骂来树立权威。例如，一位处长打电话到系里，听说系主任不在办公室，辟头就说：“你们系主任怎么总是不在办公室呢，这样还怎样开展工作。”这话的潜台词就是，系主任怎么能不在办公室等待处长的指令呢？这些处长永远不明白，如果系主任总是坐在办公室等待指令，那他就是一个完全不合格的系主任。
    官员喜欢把老师、教授、学生看成是自己的管理对象，而很少意识到自己只是上述群体的服务者。当教授们找官员们办事时，官员们习惯于摆出一副接见下属的嘴脸。他们会说“这件事我们正在研究，我们会考虑你的意见的。”语气中充满施惠于人的优越感。
    官员总是把红头文件看得无比神圣，以至于只要出现与红头文件不同的声音，或者红头文件的执行遭到质疑的时候，他们就会火冒三丈，把对立者斥为“刁民”。他们从不这样思考：我们的红头文件是不是缺乏必要的论证？我们的红头文件是不是真正具有指导性或操作性？执行这样的文件会产生怎样的效果？我们的红头文件之间是不是出现了前后打架的现象？我们的红头文件是不是让执行者无所适从？我们在发出红头文件之前是不是有必要征求广大教师和专家的意见……，他们觉得，如果当官的人思考上述问题，就是主动放弃了自己的权威性。
    在我们的大学里，行政权力依然是至高无上的权力，学校的很多管理人员习惯于把自己看作是是不折不扣的官员，他们宁愿以官员的身份而不愿以学者的身份出现在世人的面前，甚至在他们做学校决策的时候，也是以官员的方式和视角来进行的，而不愿从学术和专业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因此，一位科长也可以在教授们面前打起官腔来。（不过，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很多教授竟然愿意在科长们面前充当顺民）
    官员们永远不愿意明白，大学不是一个行政机构，行政化是大学身上的一个毒瘤。
    美国的一个调查显示：大学管理的外在秩序程度与管理的有效性并不成正比，一些缺乏外在秩序感的学校也可能取得良好的办学质量，而一些秩序井然的学校总是停滞不前。道理很简单，无论是教授的研究活动，还是学生的学习活动，都要求有比较高的自由度。在学校，学术权力和专业意见必须得到相当的尊重，行政权力的使用却要相当谨慎。因此，学校绝对不能办成衙门。
    美国学者罗伯特·伯恩鲍姆在他的《大学运行模式》中文版序言中说：“学院与大学的组织与管理要比许多其他类型的组织更难以理解。政府部门或企业组织的结构常常采取科层等级制，高层管理

人员负责决策，然后将其传达给低层工作者，而低层工作者必须接受和遵循。但学院与大学的许多决策却并不是由高层管理人员做出的，而是由教授做出的。由于教授们都受过专业教育，他们比其他工作人员更能根据专业判断行事，而不是接受上层下达的指令。正因为如此，校长或院长做出的决策可能根本就不会被那些直接从事教学和研究的教授所实施。……对教授的行为影响更大的不是管理人员的指令，而是学校的惯例和文化，以及参与人员的背景和社会化程度。”
    也许，这段话并不完全适用于中国高等教育的现状，关键的问题是，我们应该站在这样角度来审视我们的教育。（旧文，略做了点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