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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教兴国”先须“国兴科教”
文/鞠晨曦
花两个小时草草翻完孔献铎的《东西象牙塔》,收获也不少。
孔献铎曾经在美国、加拿大、英国、中国大陆、香港、台湾等地求学或任教,经受过东方和西方文化的双重浸染。在这本回忆录式的书中,他对教育倾注了最大的关注,提出许多令人耳目一新的观点。
例如,他总结西方一流大学成功的经验有四条:一是坚持以人为本,二是制订并执行详尽而完善的“游戏规则”,三是具有世界眼光,四是延聘一流人才并使他们安居乐业。这是很发人深省的。
他表达对中国教育的忧思时说:“世界上很多国家,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是牺牲了许多其他花费来投资教育的。为什么独独中国没有这么做,令人百思不得其解。”“在我的经验里,中国地方政府的许多官员口头上都说重视教育,其实骨子里都对教育不感兴趣。他们真正感兴趣的时经济,经济能让他们在短期内凸现政绩”,他说这些话的时候是1998年,当是他回到内地还不久,就能看到这些问题,真的不简单。
1998年时,他就写过两篇文章,《科教兴国,春雷?甘雨?》《国兴科教,孰本?孰末?》,提出“科教兴国”必须以“国兴科教”为前提的观点。他说,全国上下都在喊科教兴国,科教兴国也被确定为“国策”了,可是就是只见“春雷轰轰”,不见“甘霖降落”,什么具体行动都没有——科研经费不但不见增加,反而一年比一年减少;教育经费也不见增加,人均经费更是大幅减少。他援引数据说,美国用于科研和开发的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8%,其中的10%用于基础科学研究;日本的科研经费占GDP的3%,中国却从1994年的0.57%降至1998年的0.47%。教育经费的差距更大,欧美发达国家普遍在GDP的6%以上,中国却只有2.4%。在科教方面,台湾的投入远远高于大陆,科技经费1.9%,教育经费4.92%,值得大陆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