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忘与苍凉

　　南翔短篇小说《1978年发现的借条》

　　《天涯》2012年第4期

　　南翔短篇小说《1978年发现的借条》描写了上个世纪70年代发生的故事，弥漫着一种挥之不去的苍凉和无奈。小说主人公阿平是一名普通的铁路工人，因救人落下一身伤疤和一条残腿。高昂的医药费使他原本已窘迫拮据的家庭风雨飘摇，车站工会的救助只不过是杯水车薪。无奈之下，他拿出一张1948年的借条：当年游击队大队长向他的祖父借了枪支弹药和粮油家畜，承诺“打下江山后一并偿还”。“我”是阿平辅导的学生，陪同阿平辗转于铁路局、公安局、民政局等政府部门，期冀兑现当年的借条，以缓拮据。然而，所到单位，要么相互推诿，要么言之凿凿，终究不能兑现，最后不了了之。小说不仅揭示了当代社会的一个侧影，而且有着深广的历史跨度和深远的文学视野，对漫长的历史时空进行了探索和投射。小说故事立足民间，看似戏剧性的虚构，却扎根于历史，淋漓尽致地映照现实。

　　铁路局的接待人员说：“领导都很忙，不可能为这点不相干的事分心。”公安局副局长说：“我想大队长如果不是丧失了阶级立场，就根本不需要打借条，缴枪不杀就是最高礼遇了。”民政局科长说：“我们这里只管火葬场，还有就是退伍军人安置，还没听说过要管一张借条的，而且是30年前的莫名其妙的借条。”各路人物皆有自己的固化思维，历史的承诺轻如鸿羽。纵观民族史，“现实”是惟一的遵循尺度，为了现实的需要，历史记忆可以不断被粉饰、被遗忘乃至被抛弃。一个不断遗忘与丧失记忆的民族是可悲的。诸多社会问题困扰着心怀良知的作家，使他不断地反思过去，忧民伤时，形诸小说。一如钱穆所言：“对于以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其国家乃有再向前发展的希望。”

　　“我忽然发现，在缤纷之中，有一只小小的寂寞的蜗牛，不知如何克服了险阻，攀上了丝瓜蔓，行走之慢，几乎看不到他的蠕动。”蜗牛是一个充满象征意味的哲学意象，暗示着民族精神进步的缓慢。蜗牛也是作家的自喻，透着“荷戟独彷徨”的情味。阿平天性善良、谦恭知礼、舍身救人，“是整个车站惟一会敲门的男人，即使门虚掩着”，让人扼腕叹息的是，这样一个好人，竟然一步步走向颓废。他不仅是一个个体，而且是每一位被欺骗、被蒙蔽、被侮辱、被损害者的象征，他们或多或少都遭受着精神的痛楚和生活的暗淡，生如草芥、卑贱如蚁，在高歌猛进的时代默默凋零。

　　小说的结尾犹有撼人心魄的力量：公元2011年仲夏，“我”在报上读到一则新闻：《游击队打的借条今犹在，是否能兑现尚不知》，新闻中所讲的一件史实，几乎是30多年前阿平家借条的翻版。“我”顿时兴奋莫名，辗转通过故旧，联络阿平告知此事。此时的阿平已经退休了，他的声音有一些苍凉，道，“那张借条，我回家之后，就被我爸一把撕了。”“我”悚然道，“为什么呀？太可惜了！‘文革’都熬过了呀。”阿平淡淡道，“什么可惜的，留着也是一张废纸。我爸说，其实我公公手里，祖传了不少金银细软，都埋起来了，但是就不肯讲埋在哪里，再困难也不讲。公公临死前留了一句话给我爸，乱世穷，赛神仙。”即使“借条”之事发生在今天，也只能是一样的结果，挥之不去的苍凉和无奈于焉浮现。

　　南翔并没有对善于遗忘、踟蹰不前这一民族痼疾做怒目金刚式的鞭挞，而是以纯净的白描笔法使其皱褶之处的积弊纤毫毕现，对历史和时代发奸擿伏，隐隐却深刻地提出质疑，塑造了一个暗藏锋芒又不失文雅的艺术世界。

　　(欧阳德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