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我想了已经很长时间了。我进出版社工作已经超过了三十年，编书无数，结识作家也无数，尽管没有多大的成就，但是，没有功劳有苦劳，也还算是做了一些事情。三十多年前我进出版社的时候，按照当年那些老编辑的教诲，就知道当一个好编辑，就是要编出好书来。怎么才能编出好书来，那个年代里很多老编辑都是经验丰富却不擅长言说，因此很多做法都需要用眼睛里去看，用脑子去想，跟着学就是了。也是在那个学手艺的过程中，逐渐地看清楚了作家要写一部好书那是多么不容易的事情，同样，编辑要编出一本好书来，也一样不易。

有些老编辑都是与作家有着很深厚的私人感情的，相互之间，更像是一种亲戚一般地有所走动，还有的相互之间还有一些礼物的交往。文人中比较忌讳的是钱物，多的则是墨宝字画之类。出版社里如今还有几位老编辑，积攒了很多老作家的墨宝和书信。这些现在看起来都是极为珍贵的物件了。

老编辑当中有好几位也是“好为人师”的，他们经常会把作者找到办公室里来，用那个年代的话说，叫做促膝谈心。还有几位动手能力强的老编辑，干脆就捉刀代笔了。三十年前，正赶上拨乱反正的年代，很多作家其实都没有好好读过书，写作当中，错漏和缺乏文采的地方很多，这些细枝末节上的问题已经到了谈不清楚的地步，那还不如老编辑自己动手来的更加干脆有效。也就是在这样的帮扶之下，好多作家进步了。作品越写越好起来，最后成为名作家。

我从那个时期起脑子里就经常在转悠一个问题，出版社究竟是干什么的？难道就是给作家的创作做二传手的吗？即便把那些老编辑那样不计功名地为作家改稿子都算上，那么出版社也还是一个传递的路径，其核心竞争力何在呢？

随着出版行业竞争和改革地不断发展，如今出版社的属性似乎有点越来越清晰起来。

在我看来，出版社本质上来讲，是作家财富的管理者和经营者。我们与作家签订一个出版合同，合同一般来说约束期都在五年左右，那么也就是说，这五年当中，作家把他创作出来的作品交给了出版社，出版社不仅要把这个五年时间当成是获得出版资格的时间，更应该看做是这五年当中，作家把他的财富，现在的叫法是知识产权交给了出版社，出版社有责任将利用好这个时间将作家的这部分财产很好地经营起来，这当中包括，利用合同所允许的时间尽可能地将作品推介给读者，推介给可以利用作品的创造开发出作品其他价值的行业。尽可能地使得这些产品能保持一个持续的市场供给。其实出版社这样做，也会反过来启发作家。我们的很多作家从学习和熟悉文学开始起，就不大有产业的概念，总以为写作么，就是我将我的感受我的经验写出来，有人看就好，没人看也没关系。这样粗枝大叶地来理解自己创作行为的作家从本质上来讲，也未必能写出什么好作品。当然，我不是说金钱只是恒定作品价值的唯一尺度。我是想说，既然你写的作品是那么好，那么为什么却要受到市场的冷遇呢？这是不合理的。

我为此曾经专题研究过畅销书的历史。简单来说，大约在一百五十年前，畅销书这个新生事物由当时已经进入商业社会的英国开创。在那个时代，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国家还处在一个温饱阶段，而大英帝国已经渐入佳境，开始了商业时代。商业时代的前提就是物质的极大丰富，供大于求之后才会出现所谓的销售学。商人们愿意相信那些自以为很有思想和眼光的文学批评家的说法，既然你们说这些作家写的书那么好，那么就一定是可以卖得动的，一定是读者也就是顾客所需要的了，于是商人们开始按照销售其他商品的思路来安排销售计划，这些做法也就是分析出顾客的需求，将顾客的需求分段和“切片”检查然后给出商业定性，简单来说，也就是什么阶层的人，什么学历的人，做什么职业的人喜欢读什么书，喜欢故事怎么个编法，喜欢看善人的故事还是喜欢看恶人的故事，喜欢看血淋淋的场面还是喜欢看泪流满面牵肠挂肚的故事，然后再把这些商业分析的资料提交给出版商，商人们倒也没有想要指导作家写作的想法，只是把这些需求彻底解析清楚了，知道自己这些卖掉的书是怎么被人买走的，心里可以踏实一些。随着商人们的努力，图书这件本来与畅销无关的商品开始逐渐崭露头角了，经过一百多年的努力，现在世界上的畅销书水平已经很高了。英国作家J.K罗琳写的多卷本小说《哈利波特》给作家带来了超过一点五亿英镑的版税收入，使作家成为比英国女王还要富的富豪级作家。而这个世界记录也只保持了不到十二个月就被另一位也是前来英国采访写作成功的美国作家丹布朗给超过了。丹布朗写的《达芬奇密码》在全球发行了平装本超过了4000万册，给作家带来的版税更是高达十亿英镑。

中国出版界开始接触畅销书的历史并不很长。文革之间，由于社会很多行业都没有得到充满发展，那个时期也出现过一些极为畅销的图书，像小说《红岩》。《铁道游击队》、《红日》等等，都应该算作是畅销书，最为畅销的小说应该算是文革中期一花独放的《金光大道》了，只不过，那样的畅销是在灭除了所有的图书的基础上才出现的，情况并不正常。近三十年尤其是从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中国的畅销书也在逐年增长，出现过一些销售业绩极不一般的书，比如，像易中天老师写的《品三国》，与易老师另外四本一套的“品读中国系列”加起来，总销售数超过了六百万册。网络小说《明朝那些事》销售也超过了五百万册，而另外一本《盗墓笔记》系列小说更是以销售总数过千万而著名。诸如此类还可以举出很多。这些例子都可以看做是商业法则作用于文化传播的最好例证。这当中，实际上也提高着出版社作为一种特种的传媒的本领和技能。

出版社对作家的写作除了商业提示之外，在文学上也不是毫无施展本事的余地的。实践证明，好的出版社的编辑都是读书专家，我之所以强调这个读书专家，并非废话，我这里说的读书并不完全等同于读者的阅读，而是一种后台式的阅读。以我个人的经验，很多作家的写作往往都带有个人的甚至是偶然的因素，我承认，作家个人的，偶然的因素其实就是文学创作的基本要素，但是，在更多的情况下，是很多作家考虑问题缺乏全局性，缺乏市场性，甚至缺乏文学性都是很常见的。很多作家对待出版的态度是，明明知道自己的写作并不成功，但是，还是希望出版社能给予出版，以固定住自己的创作冲动和想法，给自己一个进步的台阶。出版社对作家的这些想法自然再清楚不过了。可是，事情的结果却往往是，只要你原谅了作家一次浅近的创作成果，给作家带来的更多的则是固步自封，不愿意前行的某些惰性。我们只要翻看一下我们很多作家的创作简历就可以发现，我们很多作家写作、出版甚至得奖的作品非常多，可是，作家的水平不过如此，写出来的作品依然还是那么多问题，其实这个原因就是那种低栏杆放行的必然结果。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出版社的编辑肩负着如何塑造作家的责任，我主张还是严格要求更好一些，严格一点，表面上看好像有点不近人情，实际上对作家的帮助是最大的，必要的。

除了为作家的写作服务，我发现，出版社其实也是读者阅读兴趣的采集者整理者和加工者。说到读者，这个问题对很多写书的人来说是分模糊的，社会有多复杂，读者就有多复杂，阅读兴趣也是千奇百怪，各种需求都会在读书当中反映出来。因此，对绝大多数的写书人来说，心目中读者的概念并非是清晰的。如果说作家的头脑是这样的还情有可原的话，那么作为一个图书的专业出版单位就不能马虎了。出版社应该善于从各种杂乱的社会信息当中去发现读者阅读的热点，受欢迎的写作路子以及各种趣味性热点性和敏感性的话题，都要注意去发现，从中找出那些带有趋势性的阅读热点，并用这些热点来构造图书。有意思的是，读者的阅读热点也是一个经常变换的，这些变换的基本原则就是跟随着社会的转变，价值观念的转移等诸多社会因素而逐渐形成的，因此，一个好的出版社应该始终都保持着对社会转变的密切关注，甚至可以提前预感到社会变化的某些动向和风潮。从创作的角度上说，跟随风潮或许不是一种好的选择，但是对出版社来说，社会风潮则是一种非常有价值的文化信息，不仅要跟随，而且要有预提前量。

图书对作家来说是作品甚至是艺术品，但是对出版社而言，就是产品。既然是产品，那么就有一个如何去销售如何采取一种优化的手法去将这些产品推送给你的读者的问题。都说我们现在的经济是一种注意力经济，只要有人注意你，你就有发展的可能，反之则不然。而要让读者对出版社出版的产品有所关注，如何宣传如何广告却是一门很大的学问。文化产品与一般消费品广告的形式和要义恰恰不是一样的。一般性的消费品广告只须将产品的最大优点提示出来即告完成，像洗发水口香糖之类，但是，文化产品的宣传如果仅仅如此就麻烦了。文化产品的特点是具有一般商品所不具有的复杂性，具有很强的思想性艺术性，如果出版社宣传仅仅抓住了要点而忽视了这些要点的价值创造过程，疏忽了作家在创作中所付出的独特劳动价值以及相比较于其他的作品之独特长处，那么这个宣传基本上只能被认为是失败的，起码也是简单化了的。而一个文化产品的消费方式并不就是等同于图书价格那么简单，文化消解的内涵是，让读者有机会能融合到作家写作过程中去，感知作家所体验到的来自生活的独特的情感体验。而这些，在很大程度上都与一般性的对浅近利益的追逐并无多大关系。

另外，出版社还有一个非常独特的功能，那就是对文本的整合能力。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随着文化不断地开放前行，我们今天的文化比起很多年前来说，已经很复杂很不好理解了。尤其是，随着网络时代的快速到来和电脑化写作的普及，汉文化独有的那种对文本以及文字的苛求已经变得不那么谨慎了。在今天的很多出版物当中，我们看到了很多杂乱无章的版本，作者写书文句不畅，文本格式也是千奇百怪，必须指出的是，这样一种“发展”对我们这个大国文化来说，并非是好事。我们需要按照严格的传统的文章格式去很好地书写我们自己的文字和思想，而在这个方面，出版社是具有着很强的社会文化发展与整理的责任感的。好的出版社都对自己的出版物具有着很强的责任感，出版物当中出现一些错字病句都感到十分痛心，因此，在这个时代，我们的文化人出版人还有一个坚守文化传统的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