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是有等级的，是有不同用场的。尽管都是书，而实际上书与书是很不一样的，得有区分。对于成长中的孩子而言，除去那些有害的不可阅读的书而外，即使都是有益的书，也还是有区分的。这些有益的书，可分为两种:一种是用来打精神底子的，一种是用于打完精神底子再读的书。这里，我们不必去衡量前者与后者谁更有价值（当然，我个人认为，还是前者更有价值——前者是属于文学史的，是与“经典”、“名著”这些概念有关的），只是说，它们在进入孩子的阅读视野时，是有先后次序的，其情形有如用油漆漆门，先打底漆，而后才是面漆。

对于孩子而言，这所谓的打精神底子的书，简单来说，就是那种大善、大美、大智慧的书。这里，善、美和智慧，是用特有的方式表达出来的，它与孩子的认知能力是呼应的。它们的功能是帮助一个孩子确定基本的、合理而健康的存在观、价值观以及高雅的情调与趣味。

事实上，自有书籍以来，我们一直在为孩子的成长确认这些用于打精神底子的书，尽管因为时代的局限、认识能力的局限，有些时候，我们确认的这些书并不是十分理想，甚至还有害。但确认这类书籍的雄心和孜孜不倦的工作，却是应当肯定的。

当一个善良的、充满母爱并对自己的孩子的未来抱了巨大希望的母亲选择了某种书，我们基本上可以放心地说：那些书，就是用来为孩子打精神底子的书。相信一个母亲的直觉。如果你这样认为，那么，当一个母亲不愿意自己的小孩去看某些书时，我们当对这些书表示疑问——尽管母亲们的判断并不绝对可靠。

但孩子自己对图书的选择，也许是最不可靠的。

我们在说这样的话时，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忽略孩子的喜爱与厌烦。那些不能让孩子喜爱，而只会让他们厌烦的书，同样也是不可靠的。

我们只是要指出一个不可取的局面：当下，并未用打精神底子的文字来为那些孩子打底子，而用本来是打完底子再读的文字来打底子了。这一倒置，是很糟糕的。对于这一局面的形成，不要怪罪出版社，因为出版社完全有理由出版那些书，这是合法的。也不要怪罪作者，因为作者完全由理由写那些书，也是合法的。需要检讨的，是我们——我们这些学者、批评家。我们缺乏对这一阅读格局的剖析与解释，缺乏理论上的辨析，更缺乏警钟一般的提醒。

书是有血统的——这是我一贯的看法。一种书具有高贵的血统，一种书则血统不怎么高贵。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但你得承认：鲁迅的书、《红楼梦》、《战争与和平》、安徒生的书、《夏洛的网》等，都是一些具有高贵血统的书。

我这么说，并不是在说：我们阅读具有高贵血统的书，而将一切非高贵血统的书统统排斥在外。我只是说：我们并不能让我们的孩子只是一味地读那些书，而没有机会去亲近那些具有高贵血统的书。那些具有高贵血统的文字，毕竟是最高级的文字，它们与一个人的格调、品味有关，自然也与一个民族的格调、品味有关——如果一个人或一个民族，想成为高雅的人或民族，不与这样的文字结下情缘，大概是不可能的。

一个愿意成为高贵之人的孩子，读一些具有高贵血统的书,这是无法丢失的前提。

一部儿童文学作品，若能在一个人的弥留之际呈现在这个人即将覆灭的记忆里，这部作品一定是一部辉煌的著作。一个儿童文学作家的最大幸福就在于被一个当年的读者在晚年时依然感激地回忆起他的作品。

    这个境界对我而言也许非常遥远，但却是我向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