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科全书式”的电影人物

[《当代电影》下期刊登的封面人物是电影学院教授、著名电影导演郑洞天，应邀写了几百字的评论。我试图说明，人的命运和艺术的命运是同时受到时代和自我性格禀赋的外在和内在双重制约的。很少有人能够超越这种制约。所以，那些敢于超越这种制约的人，要不是烈士，要不是疯子。当时看起来，都是悲剧。他们的意义往往是在后来被人们追认的。然而，有多少人有勇气放弃现在而为未来而生存呢？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敬佩所有的理想主义者，无论最后他遭遇的是悲剧或是喜剧]

郑洞天是与新时期一起走过来的电影导演。他开始导演生涯的时候，已经过了而立之年。特殊时期建构起来的宏大价值观，创作年龄上的特殊的成熟性，教师职业带来的那种特殊的理性思维方式，以及大时代背景下特殊的电影命运，都决定了他特殊的创作历程。虽然早在1978年，郑洞天就与中国另外一名教师型导演谢飞一起导演过电影《火娃》，但应该说，1981年的《邻居》才真正是郑洞天的“成名之作”，也是中国电影史上可以被记载的经典作品之一。它在那个特殊的历史环节中，用“现实主义”的艺术手法和“小人物”的题材选择，加上“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成为了一部生逢其时的标志性作品，加上1985年的《鸳鸯楼》，这些影片的意义不仅在于推动了中国电影的纪实主义发展，也在于冲击了当时一直由“胜利英雄”或“受难英雄”所主导的政治电影的美学格局。

应该说，郑洞天，是一位教师型的导演，也是一位导演型的教师。这种双重性，使他既是一位具有“职业能力”的教师和评论家，同时又是一位具有“专业知识”的电影艺术家。也正因为这样，郑洞天的电影显示了一种浓郁的理性风格和艺术平衡。他的影片，影片中每一个场面的安排、道具的设计、镜头的组织、蒙太奇方式和视听元素的使用，似乎从来都不是无缘无故的，其表现的背后都多少包含了一种自觉的理性动机和理性阐释。从这个意义上讲，郑洞天导演的许多影片似乎都可以作为电影导演的教科书案例。

尽管在1990年代中国电影那个特殊的年代，郑洞天也曾经困惑于主流与边缘之间，甚至在某些荒谬的电影场合中，不得不做出一些相当个人化的姿态，但从总体来看，郑洞天导演的创作，数量不是很多，却大都保持了基本的政治价值与艺术价值的平衡、现实主义手法和戏剧主义方式的平衡、传统性与探索性的平衡。正是这种平衡，使郑洞天的电影能够不断地获得各种奖励，也使郑洞天成为了后来一系列主旋律或者准主旋律电影的标志性导演之一。从1991《人之初》、1998年的《故园秋色》、2000年《刘天华》直到2005年的《郑培民》，郑洞天试图将主旋律意念潜伏在个人命运、生活细节、艺术符号之中，弥补政治观念与艺术表达之间的裂缝。郑洞天以理性的平衡，成为中国电影这段时期不可多得的能够在政治主旋律与电影艺术美学之间寻找到一条中间道路的优秀导演。

也许，谢飞导演更加特立独行，而郑洞天则更加具有社会化的自觉。这种高度的社会化，必然会为导演的个体感性和艺术想象带来一张社会的天罗地网，有形和无形地束缚着艺术创意的空间，但从另一个意义上看，这又使郑洞天能够在创作、教学、评论、社会活动、电影管理和公共事物各个方面都能够呈现出一种超凡的综合能力和才华，甚至可以说他似乎是一个当前中国电影领域的“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也许，这正是郑洞天在中国电影格局中的特殊地位。

其实，无论是否愿意，每个人都是在时代的大舞台上表演，而每个人表演的归根结底都是他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