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我以前的同事，20多年前，与我前后离开原来工作的大学，不过他是下海做图书生意去了，而我是去北大读书。有一年，说来也巧，我和他，还有另一位同一教研室的同事竟同时在北京工作。后来他又回南京去了，听说生意越做越大，快成千万富翁了。几年后，没想到，我们第二次在北京相聚。但这次他是落荒而逃。据他说，他以前的合作伙伴出事，差点把他也拉下水。尽管出了这么大的事，但他看上去没什么变化，依然那么健谈，依然那么热情似火，依然那么信心十足，依然有那么一点神秘。

    再后来，他告诉我说去了四川，与人合伙搞了一个工厂，又听他说，在老家开发房地产。在此期间，他又一次来到北京，还在雍和宫附近买了房子，说是那里风水好，把家也搬过来了，还把孩子送进了景山学校。

    这么多年，变化那么大，但我们的情谊一如既往。这么多年，每次到北京来，不管多晚，在离京前，总要给我打电话，亲自登门与我长谈。谈的话题无所不包，上至天文地理，下到中央地方，大到经营管理，小到请客吃饭。每次基本上都是他提问题，我回答，等我答完，他就有了主意，就会顺着我的思路说：我知道怎么做了，接着就是他洋洋洒洒地发挥一通。

    两个多月前，他又来北京找我，要我帮他一个忙。他同我谈了他的新生意，谈了怎么教育孩子，谈了各自的家事，还谈了去哪里请一个不认识但很重要的人吃饭。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来访，目的有两个，一是要提前从国家有关部门取得一个文件，这点我帮他办到了，二是要请这个不认识但很重要的人吃饭，吃饭的目的是要从他所在的部门那里得到一笔正常的投资。这事，我只给了他去哪里吃饭的建议，至于是否弄到了这笔钱，就不得而知了。谈话中，他给我看了他的项目文件，还告诉我正在准备上市。对这个项目，他充满信心，胜券在握。办完这些事，他回去了，还给我打电话表示感谢。估计就在给我打完电话后没几天，他就出事了。

    我和我们的另一位同事都想不到，一个这么多年经历了千山万水大风大浪的人，一个从来不会说一个难字的好朋友，一个家人眼中的好儿子好丈夫好父亲好兄弟会走此绝路。现在回想起来，他最后一次见我时，应该是他最困难的时候，找政府官员和准备上市，说明他确实缺钱。但他丝毫没有表现出任何一点为难，根本看不出他已经接近崩溃的边缘。

    当美国的金融资本家们依然拿着难以想象的高薪、享受着纸醉金迷的生活时，金融危机的第一冲击波就已经冲垮了中国不少的企业乃至行业，今年以来，各行各业都在喊缺钱，都在准备“过冬”，不断有企业家跳楼、出逃、失踪的消息传来，像他这样日子不好过的亿万富翁也不在少数，我想他是金融危机倒下的第一批牺牲者，但绝不是最后一批。我还有一位中学同学，也是亿万富翁，三年前，我在北京见到他，看他瘦得像只猴，就问他怎么那么瘦，他无比痛苦地说：我睡不着觉啊！去年年终，有传言说他也不行了，恐怕要跳楼。这次回常熟，看到他依然笑容满面。但同学告诉我，他的仓库里还积压着几万件羽绒服，去年，本来要扩建厂房的，结果因为没钱，只打了一圈围墙。同学们都说，幸亏没开工，否则，他可能真的也不在了。

    对于我们这些靠工薪活着的人来说，金融危机引发的经济危机使我们本来不多的收入缩水，影响的只是我们的生活质量，而对那些需要大量资金依靠外贸订单活着的企业家来说，可能就是致命的了。

    由此我想，财富就像一块巨石，亿万富翁就像背着石块上山的人，越往上爬，就越危险，背负她，不仅需要强健的体魄，需要适应环境的能力，还需要超强的心理承受能力，稍有不慎，就可能连人带石滚下山来，顷刻间就化为齑粉。上帝是公平的，他一手给了亿万富翁巨大的物质财富，另一手又让他背上了沉重的精神债务，让他时刻笼罩在为财富和家人的安危担惊受怕的阴影之中。从此，他的心理不再轻松，再也不可能像普通人那样唤三五好友，坐在街边喝啤酒。而作为一个普通人，虽无支配和消费财富的快乐，但也不乏人生的乐趣。就像一个围城，穷人希望进城去拥有亿万财富，亿万富翁希望出城来享受普通人的生活，这不是什么矫情，实乃生活之本质。我们各有各的幸福，各有各的不幸，没必要彼此仇视。

    人生是个大舞台，每个人都是演员，但实际上，我们不光演一个角色，时常在不同角色之间转换，我们要在不同的场合演不同的角色，面对不同的人演不同的角色，在不同的时间演不同的角色，你所看到的别人和别人所看到的你，实际都是戴着面具涂着油彩的演员，我们可能根本看不到一个人真实的面目。作为演员，我们不能混淆不同的场景演错角色，我们也不能以本色示人，那样会吓跑自己的观众，作为观众，我们只喜欢看演员的精彩表演，情愿相信那就是真实的他，直到落幕之时，我们也无从知道幕后的他已然走到生命的终点，你所看到的已是他在用自己的生命展示最后的辉煌，再也不可能有第二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