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说了几句《千里走单骑》，这几天都不敢辨认我的园子了。还是重贴旧文，重拾旧我吧。

 

 

    十一月下旬的香港天气最好，紫荆花和黄槐盛开，晴空碧透，早晚微凉。香港浸会大学文学院总是挑选这个季节，开始每年一届的“国际作家工作坊”，今年是第二届了，以“了解伊斯兰世界及其作家”为题，邀请埃及、巴勒斯坦、黎巴嫩、约旦、伊拉克、印度尼西亚的七位，以及内地和台湾各一位作家，到浸大交流和写作。我作为受邀的记者前去，带着十二万分的好奇心：在战火连绵、人体炸弹防不胜防的中东成长起来的作家，到底是什么样子？本·拉登和萨达姆的同情者？眼里闪烁着苦难与复仇之光的虔信者？不会笑的人？
    事实总与想像相反。
    的确，从根本上说，他们不快乐。“我的故事就是中东的故事。”居住在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作家、有“阿拉伯当代文学的老大哥”之称的穆罕默德·舒卡尔（Mahmoud Shukair）说。他有一双温暖含笑的深陷的眼睛，中等身材，花白头发，留着很帅的一字须，一个好父亲形象。他的故事是怎样的故事？
    1948年以色列建国，七岁的舒卡尔便被迫离开祖居了数百年的耶路撒冷，开始枪声和战争中的流亡生涯，他的第一部小说就是关于那个被迫离家的晚上的。他在难民营生活多年，大学毕业后当过教师、记者，边创作小说，边参与巴勒斯坦独立运动，为此他两次坐牢，18年境外流亡。身为作家的舒卡尔曾担任巴勒斯坦人民党的中央委员会委员，现在是普通党员，定期给报纸写作时事和文化评论专栏，多数时间用来读书和写小说。
    他喜欢一个名叫加森·加法里（音）的巴勒斯坦人写的小说《人与太阳》，讲的是三个巴勒斯坦人开着一辆坦克车偷渡的故事。这三人一路上一边心惊胆战地开着坦克车，一边耍嘴皮子穷开心，直到快要通过科威特的关卡时，没有水了，因为害怕被发现，三人既不敢打开坦克看看路上是否有人，也不敢出去找水，最后只好干渴而死。有西方评论者批评作家道：这个故事显然是不真实的——这三人为什么不敲坦克？为什么不说话？为什么不发声？难道他们是笨蛋吗？舒卡尔说，巴勒斯坦人现在的境遇，就是这三个偷渡者的境遇：他们不敢敲坦克，不敢发声，孤立无援，他们每天都遭受着折磨和痛苦，他自己为此而痛苦。他的小说即是这种痛苦的产物，虽然由于环境动荡读者很少，也几乎挣不了什么钱，但是写作会让他发现自己，让他心里满足，不写的话，他会感到很难活下去。
    他非常喜欢那个名满世界的美籍知识分子老乡——爱德华·萨义德。他说，1967年以前，萨义德是个远离政治的人。但是从1967年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发动战争、占领了巴勒斯坦全境那天开始，萨义德就变成了一个政治家，他游荡在“巴勒斯坦人”和“美国人”的身份之间，既相信普世的民主价值，又反对美国的中东政策。他反对任何的种族仇恨，希望巴勒斯坦和以色列都能成为民主国家，和平共处。在他逝世前夕，还与一位犹太音乐家共同举行了音乐会，组织了音乐剧坛，把生活在美国的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凝聚在一起，那真是一个动人的情景。“虽然以色列的国家权力侵凌着巴勒斯坦，但是在民间，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也并不对立，我的辩护律师就是一位正直的以色列知识分子。”舒卡尔说。
    舒卡尔怀念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因为那时在中东地区现代观念深入人心，自由人文主义的价值观已被普遍接受，世俗观念大行其道。他说现代的伊斯兰文化是世俗的、非宗教的文化。近年来保守主义观点的滋生，以及原教旨主义的复萌，与中东地区各政治力量相互争斗导致的动荡不安有关。“有人以为阿拉伯人都是原教旨主义和本·拉登的支持者，其实不是的。普通民众到清真寺祈祷、面对上帝，是出于信仰、习惯与传统，而原教旨主义则是一种政治观点，原教旨主义者把宗教当作政治武器来使用，普通民众多数反对这种倾向。几天前约旦大爆炸，是扎卡维支使其党羽干的，丧生的多是约旦平民，就有很多约旦人游行抗议这一暴行。2002年‘9·11事件’发生，巴勒斯坦作家协会成员也联合签名，反对基地组织的这一暴行。如果中东、巴勒斯坦能够长久和平，原教旨主义自然会式微，因为年轻一代多数赞成现代化，对西方文明的价值观抱有好感——只要它们是有人文关怀的、对人类有利的，接受起来都不会有问题，因为我们自己的文化传统里也有这样的因素。”
    我们游览大澳渔村时，他见我在拍一只夕阳中的小狗，便问：“你喜欢狗吗？”我点头，问他喜欢什么动物？“我喜欢驴子，我还写过一本以驴子为主人公的书呢。”我大笑起来：“驴子是一种给人幽默感的动物啊。”他点头：“是的，我喜欢幽默。”微笑地望着被夕阳染红的宁静的海，他陷入久久的沉默。

                       2005、1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