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样的震颤都无法影响玻璃的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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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深圳诗人谢湘南的诗歌
中秋节前两天,收到郑小琼发来的谢湘南的十首诗稿,现在才有空坐下来细读。在这个十五的月亮十六圆日子里,吟诗作对应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也并不值得人们去怀疑和追问是否还有人读诗的问题。我们的祖先就是这在个季节,登高望远,赏月吟诗,寄托生命独立自由和思亲怀乡之情。而此时的我,在读一个“打工诗人”的诗歌时,为何总觉得有点不合时宜?很不自然地涌起某种抵抗的情绪,这种情绪是随着读诗的过程,再现了某种类似的和复制的事物场景而引发不适感,套用谢有顺的说法,这叫着我们内心的冲突,越是想在诗中平静下来,越是不能自抑这份复杂的悸动。怀顾我的四周,在高楼的夹逢中,看不到月上西梢,人约黄昏,既不浪漫,也不抒情。难道真的是诗人不古了乎?或许,正是这种内心的冲突与悸动,又使我在这种矛盾吸引中,读完了谢湘南的诗作。
从第一首《什么样的震颤都无法影响玻璃的巨大》,到最后一首《那些依偎的人影,那些被吹拂的相爱》,我的心思由怀疑、挣扎、抵抗到释放、释然和怜爱,伴随着不同的诗歌阅读及个人在场,而引发的复杂而丰富的思绪变化,正是作为现代口语新诗话语叙事,所带来的一种陌生和边缘化的非理性的审美经验,它作为谢湘南的打工诗歌的个人写作,而留在了我们对于诗歌的重新唤起和思考中。谢湘南的诗写作,从一开始就被时代的烙印深深染色,在经历了打工诗歌的命名及去名的个体自由化思潮中,他是同时被两种写作倾向所击中了的诗人,无论是主流还是非主流,他始终怀着诗性审美维度而接受现实主义的洗礼和批判,而诗性审美介于理性写作的中间,他需要个人对现实主体的厚实体悟和把握语言的在场能力。这两点应是他从一个打工在场感的人,转变为一个当代在场诗人的基础。而事实及文本的表现力,也证明了谢湘南作为当代写作群体中,以七零后命名的代表性诗人是成立的。
透过这些诗歌所澄清的个体与群体阐发的诗人经验与在场戏剧性口语叙事,我们能看到一个不能经易遗忘的存在事实。这个事实对于每一个当代人的生存现实,都是有效的和被见证的。这个存在正是当代诗人主体写作必须面对的个人选择和承担的过程。那么,这个存在的普遍性到底是什么呢?我以为就是十九世纪以降,至二十世纪至今,人类文学艺术所经历的物化自由时代的人类荒原和荒诞的真实困境。而从个体经验中的诗人澄明,应是从艾略特到布考斯基的写作个案,体现了人类相同的资本自由的异化现象,深入传染到了东方的文化主体。这个现象普遍性和快速的发展,正是中国诗人所不能拒绝的时代诱惑。正如谢湘南从零点般运工,到媒体报人的转变,只是身份和符号的转换,而心灵的自由却从没有发生过。布考斯基说:奴隶制并没有废除,它只是普及到了各种肤色。这正是谢湘南在诗歌写作中,所极力表达和表现的某种共同的经验和现实及语境。
从这个意义上讲,谢湘南的诸多诗歌表现能力,基于接近了最具人类终极自由的写作。也正是从诗人志向上,接近了当代主体价值上所强调的人类精神的写作。而这是很多诗人所不具有的。布考斯基作为美国物化时代,抵抗物化自由和异化的精神象征,他的诗歌能量几乎让巨大的玻璃,也会颤栗几下并局部地改变某种走向。但谢湘南在此遇到东方语境下的物化自由时代,当他以观察者的角度去审视某种巨大的玻璃时,他看到的荒诞面孔,在此时并不是被现实所击中的面孔,他保持了某种理性的沉默。他在客观地描述了他的所见。这个见证并不是诗人所需要的,而是新闻记者或者消费者所需要的。但我们说,在一个没有诗歌的时代,新闻事实就是诗。这点或许更适合谢湘南此时的职业身份和语境。
比如这首《什么样的震颤都无法影响玻璃的巨大》,综合体现了诗人把握现代戏剧性叙事的能力,从相同的生活场景中,选择不同的事物进行诗性描述和叙事,具有西洋名意味的莱记餐厅,巨大的玻璃窗,背景驱动的统一制服的列车,黄昏海面上巨大的鲸鱼的脊背,然后是主人公食客们和我,及群众演员下班的人流,这些都是不确定的演员,随时到场和离场,但并不影响诗中所要表现的确定的事实,就是奴隶比如下班的人流,和不被确定的奴隶主比如食客或者我,这是无法改变的存在,人都是被物化的奴隶,包括那些食客们的嘴脸,即时“食客们用一只手挡住半边嘴脸,牙签正在挑剔的工作”,统一食客,统一制服的列车,统一下班的人流,以及面朝大海血色的黄昏下统一的戏剧背景,都在诗人的娴熟而富戏剧性的叙述中,完成了当代诗性的澄明与澄清,这些被格式化的自由是物化时代的普遍存在,是被资本异化下人性的现实。
诗人揭示当代物化自由的事实,是通过事物之间的戏剧性的角色转换,才达到了诗人在场的完整性。戏剧性就是荒诞性。如何面对荒诞性的审美体验和批判,这是当代诗人最具挑战性的创作历炼。显然,谢湘南在此诗中的创作能力,足以表明他对当代诗歌存在意义的理解及其价值彰显。《在16楼卫生间看广深高速公路上的流逝》《在沿江高速上》《午夜路过113路公共汽车总站》,这些都是谢湘南乐意去表现的场景和主体,物流车流人流和工厂车间及巨大的钢铁之下的机器人,都是在不断地向我们展示他所要抵达的终极目的,就是关乎人的自由意义的寻找。这些与机器电子零部件组装成的人的社会,人如何获得个体的尊严?人性在哪里体现了生命的意义?现在,一些诗人极力回归传统写作,想从古代的自然诗性经验中寻找生命原点,这种努力也并非要去掉现代物化,只是在这样的中间完成一个诗性的转换,而这正是诸多当代诗人所采取的表现手法,而不是从终极上抵达当代性的东方诗精神的跃升。
谢湘南的几首写地方文化古迹的诗作,也体现了这些方面的努力。比如《在南宋御街胡庆余堂偶遇排队抓药的》《潮州温度》《拜谒司马迁》等,但我更喜欢的是《潮州温度》,仍然是极具戏剧性的叙事,与鲜活的新闻语境的融合,将潮州的血性和文化原创活力,表现得真实而淋漓,从另一个角度,再现了东方精神的生命力。虽然如此,这些都不及谢湘南对物化自由时代的人性的存在之揭示,在荒诞的审美批判中,实现人类现实意义之下的诗人之超越和担当。这是他永葆一个打工诗人之命名不被沦陷和消费的底线。在打工诗歌命名的语话权被消费和沦陷之后,以集体意识部分写作抵抗自由个体价值的写作,在当代诗人的命运中,将是一个持续的过程。正是这样的较量中,谢湘南的个人命运及文本意义的发掘,为我们提供了较好的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