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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权人士北京行为艺术家邝老伍：谁骂诗人我就骂谁！谁打人诗人我就打谁！

      高考结束了。各大纸媒上的头版，仍然是状元竞争秀，将高考的这一国家教育产业推向了高潮。而一种尊师宴、状元酒之类的市场消费也在民间和教育界掀起一场高考消费品牌运动。这样说当然一点也不夸张。就连农民子弟上了北大清华，地方政府也要支助其请客摆宴的抚慰，免不了县长局长和市长到场祝贺，成为当地报媒的头条新闻（只是自九十年代后，农民子弟越来越少有考上北大清华的，市场不平等，使他们丧失了竞争力）。而与之相反的是，在网络虚拟生活上，一条微信文章《时间在流逝，内心很纠结》正在疯转。据说来自一篇高考生的作文，写的是对考入大学之后的种种怀疑和无奈，写得真是行云流水，挥洒自如，对当前种种现实存在的怪异与荒诞，进行了自嘲自谑和自讽。看了之后还真的不得不跟着纠结起来。看来这文不像是一位考生的作文，倒是像一位老道的网络写手比如韩寒之类的笔法。其中的经典名句“到底是考还是不考？是读还是不读？时间在流逝，内心很纠结。”让我想起了自已自费出诗集的过程。“是出？还是不出？时间在流逝，内心很纠结”。

    诗人自费出诗集，不是中国的个别现象，在外国诗人中，亦是如此。只有个别的诗人才被书商看上。多数是自已掏钱印制诗集。只不过外国诗人特别是在欧美的，可能没有书号之类的门槛，不会成为地下非法出版物，有钱的多出，无钱的少出。但诗集成为普适商品的，仍然是极少数。比如日本的俊谷太朗之类，或者中国的汪国贞，都是写诗发了点小财的人。因此活得不比中产者差多少。但他们的诗又不被真正的诗歌精神及其价值所认同。因为带有太多的商品性质。欧美写诗的多是大学精英学者，很少有无产者写诗的。兰坡只是极个别的现象。而中国却有一大堆无学历的无产者在写诗。写诗门槛是非常低的。诗歌大国名不虚传。事实上，活在中国的诗人，大多数还是有相当地位的，比如舒婷或吉狄马迦，他们写诗写到了高位上去了。这也是诗歌实现社会价值的一种。他们是否也有自费出诗集的纠结，我想多数也是有过的。在青年时代想出诗集却默默无闻，自然无政府支助或出版社踩门。在那一段诗歌的黄金时代过后，靠写诗写到省长级别的人，现在几乎是绝无仅有了。尽管作协文联的机制还在，但要想进入官阶体制，已非诗歌这种附加值所能。资本市场化之后，诗歌作为文化产业的生产，无法完全被商品化，而作为权力附属物，亦是汲汲可危。

   在上周海安523当代艺术思想论坛上，因诗歌死亡论舌头交锋，触犯了一位维权人士邝老伍，一挥老拳将此言论者江因风的头打晕。现场一度混乱不堪。邝老伍说，谁骂诗人我就骂谁。谁打诗人我就打谁。但是，邝老伍为诗人解气的那一帮诗人，都是一堆垃圾派来的。凡斯、何路、管党生、无聊人、力比多、小王子、阿休等，他们当中没有几个是出得起诗集的。他们也想出诗集，但无法进入出书的门槛。所以，印制诗集成为他们的中国梦人民梦啊！昨天，力比多还在问我，正式出一本政府承认合法的诗集需要多少钱，他的《太空诗选》是否能随着中国神十上天，是一件不可想象的事情。诗歌完全拒绝进入市场，在中国是一种无奈的选择。而并非是所有诗人都有很高的觉悟。而诗人市场自由化相对来说，比权力等级异化对诗歌的侵蚀要少得多。虽然，在高度商品化的社会，人性所留下的最后一点自我意义，亦被消蚀得所剩无几了。也就是说消费时代的文本价值，除了诗歌诗集之外，全部成了消费之后的垃圾。包括文化产业所带来的一切影视传媒音像视觉娱乐等等。但人类仍然无法拒绝对自我确认的最后追究。

    这又回到上面的个人纠结与时代痛感的存在，是否是诗人不可调和的产物？而所有的文化生产能否促进人性的纠结，处在与时代相对平衡的状态，这是生产者和写作者所要面临的一个考验。诗集出还是不出？出了之后，诗集的意义何在？我们看到所有的书商都在搞大生产搞畅销书，中国每天出版的书籍可谓排山倒海，可堆成一座长城了。但是，诗集仍然是很少量的文本。尽管中国民间印制的各种诗集也是世界的一大奇观了。民间诗集出版大家黄礼孩就把中国民刊印到了国外了。但是，中国仍然还不是出版业生产大国。与美国相差太远了。美国的出版业已趋向多元化。相对来说纸媒文本越来越少。但在古老的欧洲，书籍和文本仍然是精神阅读的物证。人们更喜欢以书籍的形式获得内心的存在感。这也是欧洲文明始终保持了人文价值传统，并使现代商品化不至于完全吞食灵魂的自由。但中国现在资本消费上完全照搬美国模式，而在人文领域却鲜有欧美的人文精神。教育产业化的大生产运动，将一批批没有独立人格和生命思考的年青机器人，投向猖狂的人欲消费市场。这是一大败笔。无怪乎后生们在问“是考还是不考？是读还是不读？”时间在流逝，内心很纠结。

    由于诗集的纯粹个人性与独立价值，是人性得以在这样的消费狂潮中，保有了自已的尊严感与存在意识。这是为什么至今还有那么多的潜在的心灵，渴求诗歌这一古老而又年青的艺术形式的青睐。诗是人类所有文明中最本质的依据。她与上帝同在。而诗集是这一形式的结晶和载体。出与不出，显然不是一个非常难的两难选择。而是必然的选择。既写诗就有出集的本能。而并非是考还不是不考。高考是社会生产政治属性的产物。它是可以选择和被选择的东西，但惟有诗集是不可以被选择和选择的。诗是人性表达自已心灵的天然权利。这样的认识是基于我们对人类文明功利性的思考。工具价值与理性价值不是一回事。二者不可混为一体进行扩大再生产。这是人类生活在当下的一个误区。博尔赫斯有言，在所有人类的发明中，最令人惊叹的，无疑是书。其他发明只是人类躯体的拓展罢了。显微镜和望远镜是视觉的拓展；电话是声音的拓展；接着我们还有犁和剑，那是胳膊的拓展。可是书却是另一种东西：书籍是记忆和想象的拓展。

    诗人拒绝市场与写诗出诗集是不茅盾的。因为市场可以选择诗人，诗人也可以选择市场。但写诗却是个人的活动，不可选择和被选择。这是其最根本的力量所在。自费出诗集或可民刊或可市场，都在于诗人的个人能量是否足以让诗集获得独立价值。当市场规则被打破时，反而诗集不再具有禁忌的特性了。诗人的超越反而变得轻便起来。而我们所要的是诗集本身所具有的社会突破性能量。自费出诗集俨然成为诗人挑战市场的底线。想当年有个诗人谭建为了出诗集将家里的一头肥猪给卖了，而另外一位湖北诗人于墨将家里几百斤红苕给运到武汉，为了能出一本诗集。而作为我本人对自费出诗集的体验，更是一部个人的青春壮歌史诗了。为此付出的代价非一本书的市场价值所能道尽。在这里，诗集的文本价值堪与生命相提并论了。而实际上，对于真正的诗人，诗集就是他的生命意志的彰显。不管他人认同或者不认同。对于本身却是一种精神的升华。在这个时代，诗集是精神贵族的澄明。出与不出？时间在流逝，内心还纠结乎？

作者：中国出版集团世界图书出版公司武汉中图图书出版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编辑 冯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