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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楚在《自由的奴隶》武汉交流会的演讲

各位诗人兄弟，各位哥们姐们妹们、朋友们：

     首先感谢主持人对我的抬举，说演讲谈不上，我不是教授，也不是学者，我的国家体制身份是中年农民工，但在大学教授中，我认为演讲得最好的是闻一多先生吧？他是“楚诗汉魂”的骄傲，是诗人的伟大人证了。

    前不久，武汉的“闻一多诗歌奖”，据说是一个大地产商赞助的，奖给了一个叫高凯的西北乡土诗人，结果，于坚的徒弟朵鱼就跳出来发文叫骂，这是对闻一多诗歌精神的侮辱，因为闻一多的诗歌精神是民主自由，是独立的人格与献身精神。现在的诗人们不配发这个奖，也没有人有资格领取这个奖。“这里是否有特务，给我站出来？我前脚跨出这道门槛，后脚就不想再跨出去！”这样的质问，获奖者听了不脸红吗？但是，物化当下的中国没有人会脸红，只有诗人们的戏谑和狂笑，然后，就是举杯把酒和盛世歌舞。但我在这里要问的是，当我们在叫骂或指责他人不在当下自由文学现场时，那么，杨帽东被警棍电击伟大生殖器时，我们在哪里？力红被关进幸福“疯人院”时，我们在哪里？艾为为被关进人间好地狱时，我们在哪里？有人开胸验肺，自焚维权，跳楼讨薪，贪赃枉法、横行霸道，杀人灭口时，我们的文学在哪里？我们的演讲在哪里？显然，不在闻一多的那个时代，也不在我们的这个时代，我们的文学生活在别处了。但人性还是这样的人性，生活还是这样的生活。

    他的《最后一次演讲》震撼了全世界。这最后一讲为一个旧的腐败的政权划上了句号。这样的演讲才叫学者的演讲。这样的口才才是演讲的天才。但是，这样的演讲现在几乎绝迹了。或许是我们真的全部获得了自由和幸福？还是诗人的尊严已获取了太多太多，多得只想要做自由的奴隶了？自称中国第一“诗狮”的于坚，这位被称为大师的聋子诗人，说过一句雷人的话，“民主时代的到来，文学就消失了！”是的！这话没错！他总是能歪打正着，他的乌鸦嘴总能命名这时代的荒诞和荒谬，然后，取其道而避之。这就是伪大师们的过人之处。因此，他今天写的所有的诗歌，都不是文学，他今天所噱取的鲁迅文学奖都不是文学奖。那又是什么呢？难道，今天就是我们民主时代来临了？难道今天看管人民的特务一个也没有了？以至于我们看不到诗人？更看不到文学了？难道我们今天这个拥有全球最多诗人的民族，写的都不是诗？难道，我们这个拥有全世界最多专业作家生产出来的文字，都不是文学了？而是大便和垃圾？

    的确，我们感到诗人和文学时代消失了。但令人困惑的是，我们的民主自由时代并没来临，我们感受到的生活，并非是心灵抵达自由的生活。我们的痛苦，我们的耻辱，我们的伪劣，我们的无奈，比闻一多先生的那个时代一样的多，一样的沉重，一样的黑暗。只是我们视而不见还是故做沉默？或是麻木不仁了？现在，我们不谈人的文学，只讲性的文学，只要死人不讲活人，不谈民主不听政治，不谈理想不求精神，我们现在就只讲赚钱。我们每天开口第一句话就是钱。我们的一流大学教授最牛逼的演讲技艺就是讲如何赚钱。我们的大学第一堂课听讲的是如何做金钱的兽。我们只谈做金钱的奴仆！但金钱又何罪之有？为何要附着杀人不见血的罪名？金钱并没有强制于我们的内心，金钱对于精神世界只是一堆废纸而已。我们焚烧再多的纸钱，也无济于我们内心灵魂的自由拯救。

    但是，我们为何全身心地把一生的心灵依附交给了这一堆废纸？难道我们终生所系的信仰就是金钱钞票？我们本质的生命重量还不如一张纸薄？荒诞的生活就这样出现了。我们沉迷于这种荒诞之中。但荒诞是我们的真实，我们的诗歌和文学有多少是呈现了这样的荒诞性？在我们的诗歌里人性又读到了什么呢？我们自已到底在哪里？

    或许，诗人的活法就是一种透彻和澄清，诗歌证明我们自身的存在，我们活着，但我们的自由是异化了的自由！我们活在自由的反自由之中。二十多年前，也就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就在这阅马场的旁边，在彭刘杨路、民主路、小洪山、大东门、街道口、姻指路、中华路、江大路、三官殿、东湖路，珞加山，我来了。我是一个农民后代寻找自由权利来的？我是想做一个精神高尚的人来的，对我来说，这些街头名字几乎都是诗歌，每一个路口都站着一位诗人，伟大的武汉，楚诗汉魂高高在上，那时，我们多么年轻天真、无知勇敢和单纯，我们活得有理想有快乐有希望有道义感，这是为什么？因为有青春的心灵在歌唱，有诗歌的理想自由将我们的心灵渴望融合在一起。

    在这里我享受阅读和思考，收获友谊和爱情，迎接挑战，向往未来。从来就不惮于贫穷和富有的存活，我们有的就是阳光灿烂的日子。弹指一挥间，转眼三十年过去了，虽是物是人非，但那段青年流浪的武汉生活，已变成了我多少次精神的聚焦和拷打，成为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而沉入了梦里？在这里，我没有找到真理，却认识了一帮哥们，这一帮哥们帮我认识了我自已，因为，他们是自由的弃儿，他们的天性就是自由。他们是自由的本身。

    我曾是一个乡下少年，我不明白我为什么爱我的祖国，因为，祖国不爱我，但是，我爱我的祖国，因为她就是我的祖国。我曾是一名大兵，我去寻我过我的敌人，我不明白我的敌人认识我，但我不认识我的敌人，因为，只有我的敌人才认识我，我一定要认识我的敌人。我曾是一名大学生在这里寻找真理，因为，我不明白真理不在这里，但是，我明白真理就在这里，因为，只有真理才知道这里，我一定要找到真理。

    但是，我在里没有找到真理，却找到是一伙哥们，一伙街头混子，一伙莽汉，一伙无产者，今天，这一伙哥们以诗人的名义坐在这里，他们的命运就是诗，他们以本身的自由的荒诞性，证明了我们的现在。我们是个什么样子，我们的祖国就是什么样子，我们的思想是个什么样子，我们的真理就是什么样子。大武汉和她的地下哥们，以自由的精神给我划上了句号。我们的自由在反自由之中。

    今天，我带来了《自由的奴隶》，带来了对兄弟们的青春记忆，也带来对江城武汉的感恩，当然，这不是一份简单的感恩啊！因为，还有一份沉重的思考。我痛苦过，我迷茫过，我遗恨过，我自负过，我自欺欺人过，我也象狗一样苟活过，但是，我现在似乎醒来了。诗人野夫在写给熊召政的一个文说，对于那个时代所给我的一切，我没有任何和解的可能。我理解他内心的巨大痛苦。但是，诗人最终的自由，还是要与时代和解，与历史达成宽容的存活，否则，我们的一切自由是无意义的，我们的真理也是荒谬的，我们的存活只能是永远的耻。而诗人的感恩就是宽容一切不能宽容的人性。诗人的一个也不宽恕，就是宽恕一切可能的宽恕。最近，诗人老潇子写过一首诗《骂武汉》，写得非常棒。还写有一首《潜伏》，强调诗人不是潜伏者，不做看客。他是武汉的赤子，为何还要骂武汉？为何不做潜伏者和看客？在这里更有一份真诚的爱，包融了我们对“楚诗汉魂”的深度渴望和关怀。我是感同身受的。

   《自由的奴隶》就是我对“楚诗汉魂”一种沉重的感恩。在这里，我还得再提一下诗人柳中央写的一部长诗《楚歌》，他以古体诗的形式，展开激昂而宽阔的生命抒情，也是对“楚诗汉魂”这一属地文化的追怀与传承，表现了楚国遗民及其子孙后代，在精神文化上是有共同渴望的。武汉诗歌兄弟们的失落和寻找，与生命的重塑都包融在其中了。在我看来，诗歌是一首门关于心灵自由的语言艺术，而诗人是自由的奴隶，诗人的自由在不断的反自由之中。这是我个人对诗歌与文学在终极理想上思考和实践的一个结论。什么是自由诗人？那就是闻一多这样的诗人，敢“单身鏊战的武人，敢抚哭叛徒的吊客”。鲁迅说这是中华民族的脊梁。但我认为，这样的民族精神，也是全人类的脊梁，它的精神气质与自由，适合于任何民族的最根本的存在尊严。

    “黄鹤楼上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这是李白在武汉留下来的诗句，再过一个月，江城上是草长莺飞，花红柳绿了。让我们以先辈的诗意，在此共同感念大武汉带给我们的诗歌精神，如那大江奔流与大地融合的生命涌动，永远生生不息。谢谢哥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