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忠厚、纯朴而又深情的诗人张洪波先生到东莞来了。这是我向住已久的事情。2000年，当我还在我的东莞鬼火坊里自怨自艾，生不欲死的时候，我收到一本杂志《诗选刊》，在上面的焦点专题上有我的一个文《远离诗江湖》。我个人给中国诗坛排名的108将，引起诗界的一些反思、批评、戏谑和乐趣。当然有些话也许更过偏急了些，但是《诗选刊》能发出来，说明那个时候的诗歌争论，也进入了官方刊物的极大关注，并第一次在官方的文学刊物编者按上，提到对持不同政见者的诗歌言说，也要有自由思想的关注，要以博大宽容的精神，承接《诗神》改版后的艺术使命，而发这个文的是一个叫小松的诗歌编辑，我至今都不认识他。这个文后来转发的民间刊物也很多，一些官方的晚报也多转摘了它。这是我不曾意料到的事情，它挑动了我的某根神经，从此走上了独立思想批评的不归路，那是我第一次用冯楚的笔名发文。在后来，《诗选刊》在2001年第一期，又发了我的一另篇长文章《年终诗话》，这个是张洪波先生编发的。并给我写了一封毛笔书写的长信，字真是行文流水，洒脱飞扬，让我喜不自胜，因为那时我正在以写字涂鸦为生。在信中，他还夹带了诗人牛汉先生给他的一封亲笔信复印件，老人在信中提到的对一些诗歌看法，及对青年后辈的关心与鼓励。在这以前他是《诗刊》的副主编，《诗神》改版后，他担当《诗选刊》的副主编，张先生的坦荡与真诚，让我铭恩至今。虽然我对《诗选刊》后来有一些个人批评言论，但这不说明我对这本刊物的整体评判都不好，它仍然是我带有一分个人尊敬的刊物，我的批评只是期望它变得更好而已。

张洪波先生是位自然主义（我个人看法）诗人，有着大地的赤子情怀，也是一位颇有经验的诗歌编辑家、活动家和出版人。他所选编的牛汉选本，以及组织编发的一系列地方诗人的诗歌随笔，活跃了诗坛上的争鸣。他的诗集《生命状态》等，都是我很喜欢的。只是我个人太多直觉的东西，生活苦闷的情绪化的文字，也都被张先生记在心上，在信中多加提及，提醒我写作上要力尽戒除浮躁、浮夸和主观，心静平和下来，对生活本身就是一门艺术创造。这次我们见面，他给我的一句话就是：平和、沉静、真诚而有骨气地生活。他多次提到敬畏二字，要对老诗人的苦难历史有所敬畏，要对那些行将离去的历史证人，保留我们最后的诗歌虔诚。我想他的提醒还是有所指的，也是中肯的。这些年，我在网上也骂过不少的诗人，而且都是中老年的诗人偏多，这也许与体制所构成的权威，有着扯不断理还乱的关系。我自以为我是反体制的，它太过庞大与腐杂，但体制本身也给了我某种程度的精神给养。如果一个人要从事自由写作，他在任何一个地方，都能保持内心的沉静并在写，这是非常重要的经验，恐怕一般人可能需要更长的磨练。

张洪波先生、第三条道路的发起者庞清明及冯楚

这次到东莞，他开玩笑说是“南巡”，的确是这样的，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他给我上了一课：平和沉静地写作。虽然我一直不承认我是一个专业写作者，只是一个以文字发泻内心不平的妄人。但是我的不平，与那些更多的苦难中的人们相比，又能算是几何？正如昨晚作家阎连科对凤凰卫视满目含泪地说，作家不算什么，有时它尊严不保，是因为他太过无能，因为不能直接承担某种行动的支持以解除社会的道德疼痛，有时候只能遗忘一些东西才能活下去，因为对于亲历那种绝望的命运，而又无可奈何去改变的痛苦和耻辱，唯一能活下去的就是遗忘。而作家就是要重拾记忆，唤醒遗忘。但唤醒之后，还是只有痛苦绝望的虚空。鲁迅若不弃医从文，做一个医生，也许能做一些具体的事情，比如亲自去给艾滋病人做些实际的工作，以解除他们的痛苦，而一个穷作家做不到这一条。阎连科说到这里已是双目含泪，不能自抑。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一个作家在电视机前流泪。他是真诚的。我相信这一点。

我认为文学唤醒群体灵魂的时代已经远去，个人的经验不足以承担时代的命运，现代文学只存在于个人的价值承担中，它面对具体的公民社会的启蒙或指导作用，越来越小，但个人化的实验更强烈和更纯粹，因而更具有文学的特质性。现代人不需要与你分担记忆和痛苦，如果需要，也只是把痛苦或者耻辱，分解为一种娱乐游戏商品的代码，以供文明消费。而所有这些只有商人和技术才能做到。诗人的诗歌不能拯救时代，时代可以异化诗人的诗歌。现代病人需要的是技术和商品。但活着与死去，已经没有两样。所以说，平和沉静地写作，是作家最后的自慰和尊严。除非你不想成为一个作家或诗人，而是一个科学家、医生、博士或资本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