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客成了日记，是近两年了的事，但并非人人都能写的。至少还有很多人上不起网，或没有上网电脑。因此，在农村的贫穷地区，那些想写日记的人，还是只能写在纸张笔记本上。那样的写法也许心情不一样，我在那种境况写日记，常常充满了某种神秘感，并不想被别人看到，也是纯粹写给自已看的，因此写得大胆直接。当然也是想留给别人看到的，一般是最亲近的人或要好的朋友，比如我的老二，就经常偷看我的日记，并说享受到了很大的启迪，读我的日记是一种快乐，因此我也就不再对他遮遮掩掩的。我老二是个文学青年，对于我曾寄予了很大的期待，有时甚至将我与著名的卢梭相比。那些日记成了我们兄弟俩在文学年代的生活见证，现在知道他不写日记已经很久了，他在乡下生活，是不快乐的。一次在谈到鲁迅的《故乡》中的闰土时，他突然流下泪水，说他现在与他已没有异样了。我的恻隐之心更加沉重，我以为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农村的童年已不复存在了，但也没有《麦田守望者》的那份青年。
这些天想到茂名学院的学生棵子，在我博客上留了很多言，也表现了很大的热情。他写给我的那封信，也很感动了我。虽然是用文言文写的，但现在读起来还是颇有趣味。犹其是他仿照鲁迅体写的关于乡土的小说，也让我想起了在我小时候所做的那个小说《新狂人日记》，那是用白纸写成的，并且订成了一个小本本，放在床头上自阅。后来被老二给一把火烧了，原因是没有带他一起出走，那次独自离家到二百里外的咸宁地区看火车，我偷了祖父的二十五元钱，说好是带他去的，结果我一个人行动了。他在家里就气得不行，就把我的那本小说给烧了。为此我还打了他一巴掌。后来，他也采取行动，独自偷了祖父的50块钱，去了更远的地方，也就是我当兵的洛阳孟津，我不知他是如何找到的。那时他16岁了，我19岁。这次我没有打他，而是带他去了少林寺、龙门石窟、黄河白鹤之乡等，并在少林寺住了一宿。我跟老二的联系值到他结婚生子之后，才告结束。但内心仍然是想与我作思想的沟通的，只是我不再把他的思想视一种自由了，因为这需要付出更多的世俗功利，对于现在的他来说，还有什么比养家糊口更重要的呢？文学使我们变得更其遥远而不是亲密？
棵子也姓冯，五百年前是一家的说法，让我对他亲近了好多，这是一种中华民族的信仰，是植入一个汉族人的血统里去了的。因此寻找祖宗血统，固守家族理念，也脱不了一种共性的类聚。至于棵子家族与我的家族，是如何各分天南地北，迁居于不同的异地，这也许是历史的难解之谜了。棵子说他在茂名学院毕业，已分配到非常偏僻的乡村教书，上网非常困难，有时要跑到很远的城镇里的朋友家上网，给我留一个言也很不容易，并且把自已的QQ号也给忘掉了。好在我的上面还有他的号码，发给了他的博客。棵子是个热血青年，钟情于文学小说的事业，并想在现实与理想的冲突中，找到个人承担历史命运的意义。为此，他还写了一部长篇《赤裸裸的桥》，是反映家族抗日战争的，想我看后写一点评论。我对小说还是不太随意说话，在这方面不是研究者，专业写一部小说的评论，还没有做过。因此，我不能随意就此对棵子的小说作出评论，以便打击他的自信心。同韩寒、李师江、张悦然、李红旗等八十后作家相比，棵子显然不是处在同一个语境中写作的人，他们更多是处在非常物化的进尚写作环境里，而棵子要面对的是直接的闰土的现实。中国是一个根深蒂固的集权集家族式生态，因此以权力创造的不平等，在一个区域就非常明显。棵子所处茂名，是广东西部，远离权力集中的珠三角中心，因此政治经济也相对落后，至今还有上不起学的地区。可见中国的不平等差异，在全球化中将越来越明显，也是独一无二的，比印度还要明显。这是这样的现实中，还有执权的精英分子不断鼓吹集权制的好处，因为是被历史所见证了的经验。棵了想从这方面进入小说的命题，首先就要承担现实的批判和深入生活。
这是一条漫长的道路，也有人生的甘苦不被人识，棵子的理想多地带有浪漫的批判性色彩。当然这也赋予了他青春生命的另类意义。但这种另类义并不是世俗最功利的享受，棵子在教书的同时，将面对更多创作上的困难。如是写作不是一种玩乐及生存的意义，它就会很快地进入虚空的精神王国，并产生精神的巨大反叛。这是也是一个作家要承担写作的更高挑战。我对他的期待是持续的，而且会随着他的生活阅历的不断扩大，会有一个更好的评说出现，并在他有勇气和能力承担这种结果的时候。让一个青年人去写老年的内心世界，恐怕是事与愿违的。文学更多给我们带来的不是肉体的欢乐，尽管肉体是人的一部分。人需要带着沉重的肉体前行。今天给诗人杨春光的妻子寄了一点小礼物，以表示我对一个不同生命所留存的敬畏及怀念。杨春光死时只有四十多岁，但留下了一个只有三岁的儿子。关于文学，我并不在意其本身的艺术判断，我更在乎生命博弈的本质过程，一个与众不同的思想生命，是文学本身所无法承担的。杨春光力排众俗，从事一种个人的思想生命创造，这就是先锋，也是自由。棵子要面对的也许就是这一样一种现实，也是高度。我亦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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