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楚在他的高级文案宝座上思考后全球化时代的诗歌革命问题
上个周末，与方舟、赵原、何超群等几位诗友，在一个叫“柴火”的大酒楼长沙厅饮酒，被当下伟大诗人杨克戏称为潜探索者，网络自由活跃高危分子的冯楚，点了个土豆烧牛肉，看来他都是为自我放屁做好了物质准备的。在酒席上冯楚是大放厥词，捭阖天下，虽不是李白斗酒诗百篇，但也是：仰脖灌酒酒更长，胡言乱语话东江，自由诗人一声吼，吓得小姐不进场。下面是他个人化的疯言疯语，看看是否有真：
东莞的诗歌革命，具有中国工业革命特殊性，而不是其本土的特征。首先是打工诗人的介入命名，这一群体在地下的自由活动，承担最初的本土写作意义上的超越。然后才有对这一命名的不自觉的抵制意识。但是，文化的认同，却又具有地域性的要求，如何将打工诗人推定为东莞本土写作的主流意义，这成了政府考量的立场，而不是民间的审美活动。所以，杨克及其东莞的代表主流文化将方舟、航忆伟、郑小琼等推出了前台，从诗人的个体意义的写作上来讲，并不是一场好的及时雨，也许相反会适得其反，东莞的诗人特性会遭遇一场风暴。风暴的来临，当然不是仅指某种权利的同化，而是诗人会迷失在自身的影子里，这个时候更能考验诗歌的能量。
要把诗歌革命问题带到酒桌上，今天要谈喝酒，先喝了这两杯，才有发言权。我认为搞活东莞诗歌活动，先是把活动推向市场，把一切市场化，市场化了也就自由了，我最近在看财经方面的经典，当然不是《资本论》，而是吴敬琏的《市场论、股市论》，还有秦晖的《世纪之交中国的经济转轨、社会公正与民主化问题》，很有启发，商品文明就是自由文明。我看广州搞的诗歌节，就是这样做的，不是很成功吗？诗人抒发了自由诗意，又得到了物质实惠，大家有酒喝、有钱收,还有美女陪同，何乐而不为？搞市场就是搞自由、搞民主。中国文化主流必须顺应这一潮流，民间文化活动都在往这方面走，东莞的文化市场很大呀，诗人为何不能分一杯羹？
市场也要做，但纯市场化也会消弱诗歌的本真意义，完全脱离政府的支持，在目前还是不很现实。民间自由活动当然可以搞，但活动能力仍然是很单薄的。我不喜欢某种随意性的个人化的自我炒作，完全商业化会存在这种炒作的可能性。谁有钱谁来做诗歌老板，诗歌随着市场走，那也是很被动的。在东莞目前的文化生态中，政府行为也越来越重视对外来文化个体的确认与支持，如果把诗歌作为一种“诗意的栖居”来认同东莞的需求，我想还是有实际效果的。广州的增城不是将十位外来诗人定居落户安家吗？因而，努力把东莞的诗歌活动从这方面提升，是有益于诗人的。
东莞的诗歌活动及文化传播，需要一个平台来支撑，这个平台当然要主流文化的支持，首先是政府的支持，这是现实问题。所以搞一个诗人活动，就是要让政府能相信东莞诗人，是有能力打造一种本地文化的品牌的，广东诗歌节在东莞开了，这就很有盼头，虽然也是免不了吃吃喝喝的，这没什么政治大问题，革命就是请客吃饭嘛。这样有助于诗人今后工作开展。市场路子也是绕不开的，文化项目、节目制作及相关的产业，都会以市场的行为推广，但诗人创作仍然提倡自由个性的发挥。市场也证明了只有具有个性化、现实意义强、反假大空的作品，最终是能获得市场肯定的。因而，对某些市场化的自由争论要大力支持，并取宽容并包的态度。
赵原是个行为诗人，曾经在珠海搞街头诗歌艺术反日本右翼行动，让吾同树也大放异彩。那次行动也让诗人感到诗与先锋行为的结合，是当下非常有影响力的诗歌传达形式，在欧美及香港诗人中非常流行，广州的世宾也是非常火爆的行为诗人之一，让主流文化也不能等闲视之。赵原也是首届珠江诗歌艺术节参与者之一，我还就此写过一首长诗《中年的亢奋》，但不是针对这个行动本身的，而是针对市场行为背后的权力异化的，这首诗网上反响强烈。美国文化出版论坛全文转载。没有对这种先锋诗歌行为的呈现，就不可能有我这种反异化的感受。现在东莞在这方面，几乎是空白的，为什么赵原只能跑到广州或珠海搞，而不能在东莞搞呢？说明东莞的先锋文化生态还不是明朗的。但地下还是有过，我曾在金富贵大酒店夜总会与冯亮的稻草人乐队合作，搞了一个反战诗歌摇滚之夜，我的主题诗《来吧！我已经无所谓》被乐手们演唱，取得了相当的成功，那次在场的台商及外国人、三陪女、流浪歌手、酒店员工，地下打工诗人等足有600多人，虽没有主流媒体的介入，却表现了诗歌行为艺术的原创性。
刚才都是诗歌活动的创意问题，现在谈谈对东莞女诗人的看法，东莞的女诗人中，好像只有一个郑小琼？其他的就没见过多少，据说在流水线上做工写诗的女孩子，还是占有一定比例的，但却没有活跃起来。但在广州却是女诗人比男的更活跃，黄礼孩及杨克等身边已经集结了全国一流的女诗人在先锋另类之中。这说明东莞的生态文化还不是适合女诗人的生长，但一旦生长却是很独特的风景，比如郑小琼在南都报上面的笑容是非常独特的，仿佛是一朵被压制得太久的向日葵，突然遇到一道强光的照耀，使她露出了惊骇的笑容。这笑容被挤压在方舟和航忆伟两个伟大男诗人中间，却也正好寓言了东莞女诗人的某种内在困窘。当然，也可以说是护花使者，但版面记者没能设计得更为开朗一些？这是值得东莞诗人深思的。东莞的女诗人太少，或是没有被发现？汪洋也是不错的，这是我第一次接触东莞的女诗人，赵原介绍给我认识时，她还拿着一本余华的作品集。赵原对她的执着精神给予了崇高的评价，我看一点也不为过的。东莞的文化女性文人，太多的挤合在商业报纸传媒中，做采编的多，写诗的少。其他的如夏可可，那是不被男文人们所认同的。
关于女诗人的确是个重要的问题，要在诗人活动中大力发掘这方面的人。而且东莞的商业文化太浓，女性的职业特点，又都与诗歌的生态有关。郑小琼的出现是代表了东莞的女性诗人特有的本真性和原创性，因为是被现实压抑得太重的诗人，是代表了一种阶层的诗人，从流水线上走来的诗人。我相信东流水线上的写诗的女性还是有的，只是没有一个文化生态让她们浮出水面而已。我还见到一些做三陪女的诗人，他们也写诗，但从没有露出水面。他们的背景是不明朗的。当然这一阶层诗人的出现，会有更深厚的本地特色，因为他们同样是被阳光所遮挡了的生态。我觉得诗人的背景是解读诗人作品的源泉。只有女性诗人的母性呈现，才能看到一个文化生态的完整性和融合性。在美国及俄罗斯，往往有更出色的女性诗人被社会所推崇，他们的诗思想及反叛，被文明置于更高的境界，因而引导文学艺术生命的永恒性主题，也就是存的问题、大爱的问题。
但我们的文化生态却很少有这方面的深度。舒婷和王小妮也曾被推至主流文化的位置，并作为一个女性的符号，来表现某种政治地位的权利平衡，但是这与她们所表达的原创性母题无关，与他们的命运反思无关了。因而王小妮的诗歌不具有文学命运背景后面的思想，从一开始也决定了她个人化的原创不具有存在的母题。母亲的自由颂歌，才是大颂歌，是人类必需面对的生存命运，不仅仅是子宫、下半身、性权力、商品化的批判，或者是回归传统的贞节碑坊、妇道美德教育。中国女性诗歌要有耻辱的母性的命运反思。郑小琼在这方面表现了独特的人文意味。这是东莞的生态的赐予，是母性的命运在东莞的工业化过程中，对自由人性的天然的呼唤。这是值得期态的，但也是值得质疑的。郑小琼不仅仅是诗歌现像，也不仅仅是超女行为，而是文化生态的呈现，东莞的百万劳工的命运是被文学艺术所遮蔽的。他们没有文学，也没有艺术。
女性诗人没有多少，并不能完全说明东莞没有先锋诗人。我要说明的是东莞还不能与北京广州比，它的经济地位并不代表文化地位。文化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它有时与经济是没有直接关系的。但文化资本是所有经济中起决定因素的资本。东莞的文化原生态就是农民文化，而外来人员又多以农民出现，农民文化的元素是地域性、排外性和不宽容性，但却有忍让性、有屈从性、有被征服性、有很强的功利性等。这些表现在某种文化上，在东莞也是泾渭分明的。东莞小城现在的文化生态就有这种特性，比如打工诗人命名的攫取者，第三条道路的叫喊，民间自由先锋的潜伏，政治文人的吹捧，这些都不是商业文化的自由状态，而是农民小农经济的互相抵消，最后是没有一种文化能完全呈现先锋状态的，东莞的工业地位出是如此。我说的那种工业革命的人性自由颂歌，还没有来临。郑小琼的诗歌也只是她个人命运的咏叹，而不是母性命运的反思。她不能代表东莞的文化，但可以是一种先锋时尚，一代表她就失去了本色。当代的颂歌就是大合唱，东莞需要大合唱。搞一个东莞诗人大合唱，但不是唱同一首歌，形象的说法就是：一支东莞冲锋号，可以各吹各的调。嘿嘿，吹吧！自由的风！
冯楚2006年3月18日整理嘉湖山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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