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先生的学术观点有个基础性错误，中西方文化有个共性那就是对存在的宏大述诉，因此，两者都不缺对“关系”的认知，中国传统文化中，对“关系”的认知延伸至存在的起源，道家称之为“恍惚”，儒家谓之为天伦，在此之上延论为道，即天下万物（包括人）相互关系，因此，儒家推出了以实证伦理为依据的社会关系学说：西方则在认知存在之源时推定有个造物主，即“上帝”，因而有了人间关系的实质要求…公平，。两者都是为解决关系而前推后演，从而形成本质上为解决关系而形成的一种全境认知。作为社会现实，儒家的认知中，人是被物化的被动生存物，它在逻辑上不应有独立的意志、思想和诉求，或者说，人的所有意志、思想和诉求，都应附合“道”规范，因此，它有两个先天的结构上的逻辑缺陷，一是社会治权的合理性源出何处？一是“道”的解释权归谁？而在上帝的世界里，社会治权的合理性正从“归于上帝”回归到人类理性，“上帝”则逐渐成为单纯的人类心灵安慰剂。

       安先生的观点，是基于解决现阶段人类社会问题而形成，带明显的按需论事的特点，所以，其观点本身不具有源性认知，而只是对“个人主义”的当代生态作出一些评判，进而得出“儒家传统可以给予我们对个人主义的另种选择” 的结论，可问题是：哲学意志来做出改变的前提是什么？显然，是对存在的认知而非仅仅对“个人主义”的当代生态作出一些评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