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先生所讲之中有两个问题，一是关于“帝”这个字的理解，二是宗教应该是什么组织。

    前一个问题早前曾有人认为，中国人与西方人一样从远古时就知道有个“上帝”的存在。其理由也是在甲骨文里就有“帝”字，那时还没社会体制意义上的“帝”，所以，甲骨文里的“帝”，就应是西方宗教文化里的“上帝”。何先生也是这么推定的。而实际上，中文里的“帝”字是大概有八个意思的，其中字源角度的本义是：花蒂（象形字。甲骨文字形,象花蒂的全形。上面象花的子房,中间象花萼。下面下垂的象雌雄花蕊。)，这说明这个字在造字之初只是个具体物类的表述，与人类对上帝的理解毫无关系。而中国人何以用这个字去描述古人想像中宇宙万物的主宰，大概已无从考究了，不过，何先生认为甲骨文提到的“帝命雨”， “宾于帝”，就是中国古代有了上帝的观念，这其实是很难有说服力的，因为从字面上看，如果“帝”就是“上帝”，那就说明“上帝（宇宙万物的主宰）”已成为当时社会的一个重要通识。这就引出一个问题，为什么要用一个描述花蒂的“帝”字来表意“宇宙万物的主宰”？显然，何先生的推定完全没有也没办法回答这一点。但从人类如何认知事物这个角度去分析，则可以提出一个合乎逻辑且足以回答上述问题的解释。我们知道，花蒂这东西于人类而言，它是个令人产生美感的观察对象，而其花期的短暂，很容易令爱思者产生一个问题：是什么令这如此美丽之物灿然绽放却无法长存？回答当然只能是：一定有那么个东西，一个当我们看到花蒂就会想起的东西，我们不知道它具体是什么，更不知道它叫什么，但我们相信一定有那么个东西，一个可以令我们无可奈何的东西，……现在，让我们用“帝（花蒂）”这个字来记住这个可主宰花开花落而令我们无可奈何的东西吧。日复一日，人们认知了更多的无可奈何，终而归结出，那个可主宰花开花落而令我们无可奈何的“帝”，看来还可以主宰宇宙的万物，于是，“帝”就成了主宰万物的神，再往后，“帝”又成了最高的天神。这个分析，与何先生观点的不同之处在于，“帝”，只是为了解决早期知识缺乏的中国人的疑问一个过渡性解决方案。而从“帝（花蒂）”到“上帝（宇宙万物的主宰）”，则是个未能确证却可以合理推断的引伸，这说明，中国古代更可能是借用“帝”这个字来指代“宇宙万物的主宰”，而非因为有了上帝的观念才造“帝”字以明示。另一个可佐证的理由是，中华文明起始之初就有了“天”的概念，并且从未明确“宇宙万物的主宰”的人格神特性，从而得以逐渐将“帝”这概念定位为承天命者或曰神权者。事实上，何先生亦未说明在中国古代文献中哪里有过“上帝”的记述，而我们今天说的上帝，从一开始就是指代西方宗教文化里的那个人格神。这就说明，中华文明中的“帝”，与西方宗教文化里的“上帝”并不是一回事。

    重点在于，用今天的角度看“知识缺乏”的实质只是“未知”，而对于人类而言，“未知”是全人类共性的，但对“未知”的具体表述，则在不同族群中是各不相同的，西方宗教里将“未知”描述为万能的“上帝”，从而使之成为了人格神，而中国人则认为，那个可以主宰宇宙的万物的东西应该是存在的，但我们的确说不明白它是个什么东西，所以，就叫它为“帝”吧，但“帝”可以是人格神吗？对聪明善思的中国人来说，确定这一点实在有难度，于是有了折衷，让“未知”成为“天”，让“帝”降为人主。何先生观点的问题就在于未能区别人类对“未知”的共性与族群对“未知”描述之间的不同，误将各族群对“未知”的共性等同于人类对“未知”有一个共同描述，这显然是一个错误的认知。

    后一个问题比较简单，从广义上讲，宗教也可以视其为组织。但说到政教分离则是另一回事了，事实上在这个语境里，它这个非政府组织，已经是个超越政府的组织了，它已演变成了一个政治集团。至于“非营利”这一点，那只能是它自我约束的要求，它要营利，社会还真拿它没什么好办法，少林寺要开办公司，政府能不批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