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先生还真有点纯学者的意思，比书呆子好，可就是太纯了，弄得有点想当然的感觉了。

在如何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问题上，他列的八个原则，应当说都非常“原则”，只要做好了，中国大概就应该没问题了。不过，现实可不是写文章，只要把握好逻辑关系就是好文章，有些东西由不得你想当然……

具体看一下：

第一、一体性与多元性相结合的原则。……非常漂亮且完全正确的废话，因为只要一具体到如何“结合”， “结合”中的冲突该如何调处，这原则全无指导意义；

第二、相对集权和适当分权相结合的原则。……与上一条一样，废话一句；

第三、公民权利决定公共权力原则。……这句有点实际意义，不过以中国现实来考量，这只是颗止渴的“梅”，先望一望吧；

第四、公共权力成本最小原则。……中央与地方各有利益需要？谁来为“成本最小”让步？没有社会监督，中央与地方最终必然是以双赢来达成本共识，这一条只能是空话。

第五、事权与财权相匹配原则。……两个问题：1、谁有权确定“事权”？2、政府赤字已是现代行政的常态。不说明这两个问题，这个原则显然落伍了，根本不足以成为当代政府行政的指引与规则；

第六、行政区域与经济区域相协调原则。……这是最符合政治学原理的一个架构设计。只是，它只是架构设计的理论依据，是一次性决策的理论依据，不属于常态行政行为的原则；

第七、司法区域和行政区域相脱离的原则。……直白说，就是司法权独立。除了也不属于常态行政行为的原则外，更重要的是：可能吗？

第八、中央与地方关系法制化的原则。……这是八原则中唯一合理的一条，但若没有司法权独立，有无可能真正做到，是很值得怀疑的。

认为，中央对地方的监督与控制是通过六个控制手段来实现的，一个是立法的监督与控制……就中国的现行的这个状态来讲，立法的控制是非常的有限；第二个方式就是行政的监督与控制……行政的控制也变得不是那么的有效；第三个就是司法的监督与控制……这个也不是那么的有效；第四个是财政的监督与控制……这个财政的控制力量就相对就大；第五个是人事的监督与控制……人事的监督和控制是在中国是非常有效的；第六个是政策的监督与控制……这还是比较有效的。于是结论是：我们这个中央和地方（关系）中，制度性的控制机制上来讲，我们还是比较脆弱的。如果一旦这个人事控制的机制，被我们建立在党内的民主制度取代的话，实际上我们中央对地方的控制的方式，就可能会受到很大的这个冲击。

在这样一个一体多元的大的国家，如何来构建中央与地方的良性互动的机制？熊文钊先生的设想是：强国、虚省（实际上还包含一个恢复大经济区的想法）、实县市。在这些问题上，熊先生充份发挥了学者水平，作了较好的阐述。从他后面的阐述反观八原则，显然，是他把讲题搞错了，他应说：重新设定中央与地方关系必须处理好八个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