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这个东西，实际上讲的是人的价值观认定的某种价值，通常它是在与当事人的具体利益有所冲突时才显现出其意义，比方说“大义灭亲”这个概念，若不到需要考虑灭亲这个特定具体利益的取舍时，大义于个人并不一定有什么实际意义，在现实中，我们的某个至亲犯法了，该不该去举报呢？事实上，举报一个与己无利益关系的人时，人们往往只需考虑举报是否会有利害之果，并不会去特别评价自己的举报的社会价值，而举报至亲时，人们才会去考虑“大义”的社会价值究竟是为何物。

    现代社会，大义这个东西歧义多多，范跑跑的观点可算是一个经典，他实际上告诉我们，大义本身也是多元的，是可解构的（当然，范的解构是错误的，所以他得出的结论也就错了）。更多的歧见是大陆的体制是不民主的，是不合大义的，所以，人们无须为此灭亲，由此大而化之的理解则是偷盗国家利益也不算不义之举。这显然不是周先生说的“重义轻利”所能解决的问题。

    理论上要解决“唯利是图”和“见利思义”的关系并非难事，因为两者并不是矛盾关系，而是一体两面的关系，只要明确了义是原则，利是欲望，剩下的，就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人是具有主观理性的——我们应当对自己的选择有个理性的判断。

    孔子讲伦理，他的大义无非就是天伦人伦，他的社会价值观里，天理是最高的，所以他很简单：见利思义这是第一条。第二条义然后取。然而社会并不是个简单概念树，它毕竟是一个有着无数多个人的无限多利益的混合体，孟子而后，人们之所以重视“义”的研究，就是因为社会需要一个道德的导向，以现代人的话说：人是应当有价值观的。“子贡让而止善，子路受而劝德。”，这两个典故，周先生作了褒意的解析，实在是个不恰当的误读。子贡的让，是他按自己的特定条件作出的善行，别人无此条件作此善行，却完全可以比照他的善念，以自己的条件行善为，善不会因此而止。子路救了人，被救者应该感谢，可以劝德的是子路的救人行为和被救者的感恩行为，而不是子路的“受”。孔夫子的简单理解，实在不应当成为后人尤其是学者的思想桎梏。

    周先生说：义就是讲合理性，合理性是可以变，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合理性。这个解读显然在多元化的社会是空洞无力的，它忽略了“义与具体利益有所冲突”这个本源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