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权自治”实际在国际上并非新事物，那些国际体育组织，国际慈善机构及各类专业团体都不归属“国家”，反倒是国家往往要成为其成员，接受其治理。只是在中国，社会治理本身尚不足称民主，所以人们才会对“民众自治”这样的概念感觉相当陌生。

    至于是否应叫“分治”或“合治”，我想，首先应当考虑人权与传统治权的关系，从理论上讲，可以接纳“民众自治”理念的大约只能是实行宪政的国家。一部宪法，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一部全民公约，而且是关于社会关系的公约。但就这种公约而言，签约人却并非具有完全的自主权，也就是说，你只要在这部宪法域内，就视为你是签约人。这就是所谓民主就是“多数决”的基本概念。

    我们讲，民主的前提是人权，显然，多数决是以否定少数人的人权为条件的，于是人们有必要将剖析的眼光投向“民主”，看看能不能将“少数人”进一步缩小为“极少数人”。在这过程中，人们发现原来“权力是可拆分的”这个法学原理也可以用在这里，少数人被否定的权力往往只是他众多权力中的一种，而更重要的是，这种权力对大多数人来说，也许是毫无意义的，比方说体育规则，对大多数人来说，并无实际意义。由此，我们说，有许多群体（也包括个体）权利根本就可以不纳入“社会治理”这个概念中。从这个角度看，它用“自治”或者“分权自治”还是较恰当的，单说“分治”或“合治”则不太容易说明“分权”这个基本理念。

    第一个顾虑其实也是基于“分治”的思考，也就是你说的是一个权，两个治，而这里说的是权是可分的，所以可以各权各治。而美国之所以我谓之不典型，就是它是分权而治，但仍在形式上保留了权力延伸的概念。不过我想，美国模式实际上至今仍未见大问题，反倒是如果中国要接纳“分权”理念，还真要先认真想清楚：我们准备好了吗？

    如果没准备好，那就很可能出现你的第二个顾虑：民主，便又成了现有治权的对立关系。

    国家分权而治，其实不在“分权自治”的理念中，至少在现阶段，国家权为单一行权主体仍是合理的，我这里说的是把那些不应由“国家”行使的权力剥离出来，归还民众，让他们自治——也是一种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