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先生从现实角度提出了“打破两分法”问题，他认为“两分法使我们已经无法刻画准确的现实”。应当说，这首先应当是个哲学命题，。这里面涉及两个重要理论认识，一个是什么叫“两分法”；一个是应当怎样准确地刻画现实？前一个问题其实比较好办，我们知道有神论者则认为世界是一元的，两分法则一般被认为是二元论者的认识方法，而老子的思想讲的就是“三生万物”的认识方法，黎鸣先生更是提出了“三元逻辑”的概念。估且不讨论它们的合理性，起码我们可以知道，就哲学而言，“两分法”本来就不是个唯一的认识方法。第二个问题实际上是在问，“两分法”不行了，什么才是可行的？三元论吗？崔先生没有从理论上回答这个问题，他只以实例作了说明：打破二分法思维，就有可能找到新的解决方案。说白了，对崔先生而言，“两分法”原本也是一个需要解放的思想桎梏，现在他自我解放了一下，就找到了一个解决问题的新方案。

    崔先生认为“‘接轨’这个观点实际上是非常误导的，我认为我们如果把改革这个过程理解为一个转轨，或者接轨，将不能够实事求是的反映，我们改革的非常丰富生动的内容和过程，而且将使我们丧失了进一步有效的进行改革和创新的想象力。”。实际上只能说，从两分法这个认知角度看，崔先生讲的完全正确，而若以一元论或三元论看，这个问题却本身就不成立，所以在下一个环节，崔先生还得面临如何“实事求是的反映”的问题，即如何建立一个既符合现实，又具有内在逻辑的理论问题。事实上用解构主义的观点看，作到寻找一个解决问题的新方案这点并不难，未必就需要急于将问题上升到哲学上来深究，只是，这个现实问题的背后的确就是个哲学问题。

    崔先生还说“那么大家注意到，刚才我为什么用了财产权利束呢？这也是我觉得制度创新中一个非常需要的一个新的概念，因为权利，流行的概念是说公有和私有，它把权利不理解为是一组权利或者一束权利，而是理解为一个单一的权利，公有或私有。”实际上这才是观念问题，我国《民法通则》和《物权法》早就对“权利”的内涵有了明确的规定，也就是说在法律层面，“权利束”根本就不是一个新观念。只是人们在思考问题时习惯于简单浮燥，连法律明文规定的东西也懒得了解，这实在是一个令人沮丧的现实。

    现在的问题是，崔先生举例的“阿拉斯加的模型”，从理论上讲，它并不是一个人们难以理解、难以接受的东西，那么要真正接受它的障碍在哪里呢？我想无非就是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不过，这里实际上说的只是一个东西：那玩艺看上去倒是挺好的，只是最好先让别人试试……。而更现实一点看，“经济民主”与“政治民主”一样，是“民”要为主，要分政府的蛋糕，而且这次要分的是实际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