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文化学者，余先生向国人很真认地讲出了一个史实：五干年中华文明并不是最早的人类文明。尽管这只是个简单的史实，但愿意率先认真面对并公开认同，余先生此举还是应令人称道的。

    不过余先生对“蛮族入侵”这个说法不加说明就予引用，以文化学者的身份，却有不妥。所谓“蛮族入侵”，显然是将“蛮族”视为非我族类，是旧文人排他心理的写照。对旧文人来说，还有个“正统”情结可谅，但为今文人计，且不说对政治上“多民族国家”的理解，单说那些入侵的蛮族所取得的成就和“入侵”这个现实，恐怕就不好解释。试想元清两朝若为蛮族计，那横跨殴亚大陆的元帝国根本就不是中国人的事，满清王朝的万干气象也与中国人无关了。如果说是入侵，那时的中国人就只是“亡国奴”而已。如此多争议用语，当慎用之。

    余先生对中国文化的总结，在思想性上显然是不够严谨的。他认为中国人（文化）不乎公德，对公共空间无知。但却没有进一步去分析个中原因。，事实上这里说的“中国文化”是指传统文化，在传统文化中，所谓“公德”只是个人品行的放大，与现代社会公德意义相近的行为规范是：已所不欲，勿施于人。严格讲，这还是个人品行要求，只是这个要求所能达到的效果，在理论上是可以涵盖“公德”的概念空间的（所以现代社会学家们视其为人类文明社会道德的“黄金准则”），所以中国文化认为，只要人人都想成为君子，普天大德也，这可是比“公德”要高明的多的境界（是否当真如此，容后另述）。这个认为不是不在乎公德，而是说有了更高明的，从根本上解决社会道德问题的办法，“公德”问题已经不是问题了。而所谓“公共空间”在传统中国社会里有两个表现形态，一个是离开官府管治的宗法社会，这个公共空间由“族规”来规范；另一个是“天下”，由“王法”来规范。除此之外，再无空间给“公共”。余先生谓对公共空间无知，实际上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没有对应于现代“公共空间”概念的社会结构。说白了，公共空间是人与人之间共有的权力空间，在中国，这个空间是皇上的，或是家族的，不是“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