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重新审视一下人类历史就会发现，人类思想总是为了解决人类的问题。在中国，道家立足于“天道”，讲的是“道法自然”，主张的是对自然的服从、顺从或配合，是解决人与自然关系的法则；儒家思想的本源是“天道”，向下展开论说天理人伦，其内涵就是现实社会的人际关系，是取得管治权的理论依据，是“人间法”；墨子的“兼爱”思想则从人际关系出发，求取互动利益最大化。相较之下，道家思想应当是涵盖了儒家思想的，但就社会现实而言，天道只有指导意义，人间法才是真实的需要。而墨子的困惑也就很明显了，“非战”只是人的主观思辩的结论，如果没有他方的认同，它无论如何都对抗不了“挨打”的忧虑。在历史的现实中，“非战”思想只能存活于善良人们的理想之中，任何一个统治者都不会奉其为立邦之本的根本原因就是这个道理。今天，希望造航母的中国人，不就是依然心中存在着担心“挨打”的忧虑吗。在中国人的文化记忆里，墨子并未被人们忘记，只是墨家思想一直以来始终无法成为解决人类问题的可行方案。

王鲁湘先生称墨家思想就是中国古代思想家的和平主义，我想他只是出于一种民族自豪感，也许并未经过审慎的思考。中国的道家思想和儒家思想，从未有人将其称之为××主义，为什么？对比一下就知道，它们顾及的内容要大的多，老子是从“存在”这个基点开始思考的，他的思维逻辑是以“自然”为蓝本，给出了一个他称之为“天道”的关于存在的思想体系。孔子接受了“天道”观，并从“存在”中划出了人类社会（所谓‘天下’者也）这么一块，构筑了以“伦理”为内在依据的人间关系法则。而墨子的思想中，没有抽象的辩析，只是针对人类相互杀伐征战这个现实，从相反的方向作利害关系的思考，提出的关于选择的其中一个选项而已。过去人们也把它称之为“思想”，随着人们文化观念的进步，在文化人的思维逻辑中，早已形成了关于“主义”的概念认知，当一提到墨家思想就是中国古代思想家的和平主义时，很自然就会脱口而出：对、对、对。老实说，我也同意王鲁湘先生的提法，但那是基于对“墨家思想”的定位，与自豪感无关。

文明之所以成为文明，有二个必然的特性：一是文化主体的合理性，尽管其理论体系的基点可能是非理性的或假定的；二是适用性，人类社会不同族群所抱持的生存法则各有不同，但存世的族群其生存法则必定是适于其生存的。由此，以中国传统文化构成的中华文明曾因我们对“落后了就要挨打”的认同而被我们扬弃，实际上就是当时国人认为传统文化对现世生存不再适用所致。墨家思想之所以未能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缺乏对现实的适用性是个根本原因。有学人引用某哲学家的话，认为墨家思想是超前的思想，过去不适用，今天应当适用了。这话有点道理，大概今天推崇墨家思想的人（包括余秋雨先生）都会同意这个观点。不过我在想，今天真的适用了吗？有兴趣的话，大家不妨思考一下。

还有个说法，兼爱就是博爱。不过我想起关于博爱的一个经典范例：别人打了你的左脸，你应当再把你的右脸迎上去。不知兼爱者能接受吗？

比起着急的孔子和生气的庄子，墨子他老人家可就应当很兴奋了，二千年了，终于有机会出山了，而且这次是要走向世界了。孩子们，好好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