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功衡、方舟子之流正因为根学浅薄不能正确地理解医。

所谓“根学”为何？是否存在非此不能言医的逻辑关系？

“根学”可能有二种解释，一种是指对中医医理中的深层次理论认识，另一种是指涵盖了汉文化的理论认识。但对方舟子而言，他的“根学”只能是他自幼学以来所掌握的文化体系的理论认知，在他那个“根学”看来，对医的理解只有西医才是正确的。只是方舟子自以为是的认为：只有西医才是“唯一”正确的。方舟子所不能正确理解的一个是中医，一个是认识方法而已。

既便张、方舟子真的根学浅薄，也可代表一干同样根学浅薄之众向有学之士发出诘问。而对大医而言，以其深厚之根学，释问解疑既是本分，也非难事，何须以此下策而拒。

对人本身的认识和对物质世界的认识是在不同的层次。

最高层次在哪里，最底层次是什么？伯风先生认为中西医各在什么层面？

我想，最高层次应当是对“存在”的认识，而最底层的认识则应当指人对自身以及感官所及事物的动物本能反应。这两者之间，中西医的认识层次应当说是基本亠样的，但认识层面却大不相同，这一点不想展开，只用一句话来表述：中西医用不同的方法去认知世界，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问题。世界只有一个，方法虽然不同，要解决的问题其实是一样的。

中医的学习和培养规则（师承）无法大量产生大量的医生。

师承真的是唯一选择吗？名师是否都是出名师的传承？

其实师承的根本理由在于：名师把他个人（主观上）对病人的具体判断和评判依据作为可感受的客观事实传授给学生。名师体现了丰富的医理药理理论、大量的个人经验及准确的判断能力。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名师的个人综合能力高低直接反映了中医的医疗水平，因而人们很直接地反推出：不是名医是教不出好学生的，所以师承是正确的。

但是换个角度看，这个推理是有问题的，首先中医的整体知识是千百年来无数医者智慧的集合体，在这个体系中，每个个体的名医的传承作用都只是对集体智慧（整体知识）的传授和个人智慧的贡献（这点其实与西医的传承模式并无区别）。名医传承模式是将可大量复制的整体知识附载于个人成就，是对中医理性发展的反动。再者，一个名医，师承于他的学生就都是将来的“名医”吗？或者问一下，神医华佗又师承于何人呢？

西医医理本身建基于理性科学，个人智慧必须符合理性思维的逻辑要求，因而其个体贡献先天具有了“合理”的共性，在传承上就有了大量复制的可能性，中医虽然更重感性思维，但并不缺乏共性的理性知识积累，尤其在医理上，比之西医的健康理论要丰富得多，唯缺对共性知识的“合理性认定”。现代科技社会里，望、闻、问、切在很大程度上都可由科技手段来取代、来验证，这里一或者缺的只是相互印证时各种“症”与“病”的界定及相互对应的量化关系。而中药与西药，在物质结构分子水平上，两者已无本质区别，在药理上，中药的提纯已和西医的药学方法没什么两样了。以上所述，均非师承所必须。

师承名师，如同就读名校，但普通大学，也能学到标准知识。问题是：社会光靠名校培养的人才是不够的；中医光靠师承名师也是难以发展的。

使人在降低生活质量的情况下延长生命也许也是一种贡献和价值。

这里的“生活质量”好象应改为“身体素质”或“生命品质”？

一般理解“生活质量”是指生存的物质条件及文明程度，而不是指身体活力。

恢复中医赖以生存的思想基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整体平衡观。

作为实存，恢复非为难事，但更重要的是我们怎样才能从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

西医健康学有很多关于健康态的量化指标，中医有更多的认知，搞它一套更全面的中医健康指标，在这过程中将整体平衡观重新展示于世人。

佛曰不可说。

人可说否？

    佛由人设，可说与否，自由人定。

另：“慷慨激昂”非在下希冀之意，多思才能多悟，而后必多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