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先生的分析直指中央三农政策的落实和未及之处，但实际上并未解除曾子墨的疑虑：究竟如何“组织起来”才符合和谐社会的本意？我想曹先生尽管是在非常执着地关注农村问题，但在立场上并未真正从农民的利益去作考量，连讲题都具有明显的政府立场，否则的话为什么不是从“三农问题” 看和谐社会呢？农民问题的实质应当是农民利益问题，组织起来的目就是保障农民的利益，在这个问题上，曹先生的劝导并不能释疑政府的忧虑。但是，我们仍可从“组织起来”这个基本诉求来探讨中国的农村问题。首先从经济发展的角度，农村在与城市的经济交往活动中必然会从个人主体行为为主逐渐向法人主体行为为主转换。真正使曾子墨疑虑的是：这种为经济组织起来的主体很容易就成了独立于政府的地方政冶力量。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现象？关键在于我们的国家政治生活中农民没有话语权，农民的利益不能成为正常的社会诉求（比如减免农业税是国家整体经济结构调整的结果，本来就应当是农民的合法诉求，但我们的社会却认为是对农民的施舍而要求农民感恩）。相对于农民来说，城市各阶层民众的利益朝向是分散的，其大多数利益诉求都能在正常的社会化活动中得到释放。因此，农民的利益诉求因缺乏合理的释放管道，向政治化转向的可能性的确是非常大的。要解决这个问题，关键在二点，一是人大代表由身份取向向立场取向转换问题（农民当人大代表与代表农民利益的人当人大代表并非一回事），二是在国家管理事务中强化公民意识，弱化身份界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