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我在网上浏览到一篇题为“餐厅的‘小动作’，注定是顾客的‘哑巴亏’？”（作者：黄帅）的文章，颇有同感。该文谈到：“日前，《人民日报》曝光了一些餐厅的乱收费现象，顾客结账时拿出账单一看，各类名目的‘茶位费’‘餐具费’‘开瓶费’并不鲜见”，“对于这些乱七八糟的收费项目，消费者虽然厌恶，现实中却不得不忍气吞声，任凭餐厅搞‘小动作’。”该文指出：“要想减少上述乱象，消费者提高维权意识和能力，可谓十分重要。首先，消费者要知道自己在就餐时享有的合法权利。对于餐厅一些乱收费的做法，要坚决说不，不能因为自己‘受损较少’而宽纵不合理现象。”该文还为消费者指出了诸如网络曝光和拨打热线电话等维权途径。

餐厅乱收费其实早就是餐饮行业的一大“痼疾”。不久前，上海的主流媒体就又一次揭露并讨论了餐厅“最低消费”的问题。《新民晚报》报道，李女士今年2月在复兴中路的一家餐厅为1岁儿子办生日宴，被告知消费必须满足一万元的包房标准。尽管参加宴会大多是小孩和老人，而且李女士已“超量”点了许多菜肴和饮料，并称“我们实在是吃不了，喝不下了，何况已经消费了了9000多元，离标准真没差多少”，但服务员态度十分强硬，李女士最后只得又被迫点了一瓶1000多元的酒。

早在2014年，商务部和国家发改委在共同发布的《餐饮业经营管理办法（试行）》中明文规定“禁止餐饮经营者设置最低消费”，但全国各地不少餐厅仍然对包房用餐设限。那为何会如此呢?根据上海媒体的报道，有不少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坦言，他们确实遭遇了执法难，由于商务部和国家发改委的《办法》缺乏配套细则，对于“最低消费”范畴界定不明确，违法证据不易获取，往往很难找出“实打实”“硬碰硬”的执法依据。上海市餐饮烹饪行业协会负责人承认，这两年，餐厅设立“最低消费”确有抬头之势。他又表示，餐饮烹饪行业协会一直要求餐饮企业多从社会效益考量，鼓励企业做到“两个禁止”（禁止设立“最低消费”和不能禁止自带酒水）。

我由于喜欢交友（也有几个开餐厅的朋友），所以在外用餐的机会相对较多。就我接触的情况而言，餐厅乱收费的现象的确比较普遍，虽然现在防疫的形势仍很严峻，但到了春节等餐饮业的销售“旺季”，原先一些不“宰客”的餐厅也纷纷加入到了“宰客”的行列之中，或设立包房“最低消费”，或采用“套餐”的销售方式（剥夺了消费者的点餐自由，而且“套餐”的价格高得离谱），等等。我曾询问过一些餐馆的老板：为何要这样做?他们说是不得已而为之，餐饮和旅游等行业是受到疫情影响最大的行业，如果不搞点“最低消费”的花样，就没办法生存了。我当时对他们说：餐厅只有在提高菜肴质量及其独创性，以及提高服务质量等方面多下功夫，才能赢得口碑，赢得源源不断的客流；采取“最低消费”等各种“宰客”手段，即便一时销售额上去了，也难以维持长久，因为没有人愿意再次光顾，“宰客”实在是竭泽而渔的蠢办法。疫情终会过去，心中有消费者的餐厅才会迎来春天。

这里，我并想将这样的意见告诉所有的餐厅老板。当然，对于设立“最低消费”的行为，相关部门不应推脱责任，必须积极执法，行业协会也应该有所实际行动。

　　　　　　2022，3，26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