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 dickson 问：

请问教授对于自创下五常制(香港高级程度会考经济科有别于其它科目的制度)多年来的感想?

答Dickson：

当一九八二年我被迫接掌香港中七的经济高考时，一看之前的考生试卷，就认为他们全被教坏了。他们生吞硬吐，答题如放水喉，见题目就把大约有关的背出去，中了香港教育之毒，近于无可救药，何况一般的经济学课本皆胡说八道。我于是跟当时的考试局与教育司署大吵多番，不让他们多管他们毫不知情的学问。

想想吧。今天每年经济高考约一万考生，其中有多少个将会成为经济学家呢？恐怕一个也没有。经济学既不教人赚钱，也不教人改进社会，既然中学修经济的将来成为经济学家的机会近于零，那么在中学选修经济有什么用处呢？答案只一个：利用经济分析的思维给后生小子一点启发，试图把他们的脑子打开。二十多年过去了，有点成绩。香港的学子看事比国内的客观，思想的成见约束较少，分析能力也较强。

换言之，我是利用经济学作为一种思想工具来训练年轻同学的。不易。对政府机构拍台拍凳的行为惹来非议。当年免费在晚上教了中学老师三年，筋疲力尽矣。我深信一般的少年都聪明，只是被教坏了。思想走进了一个死胡同，天才等同废物。想到这一点，当年我立下心肠，考生答题时不动用脑子去想，不能让他及格。只要想，按着基础原理去想，想错了无伤大雅。这是我定下来的原则，虽然试卷太多，改卷的老师水平参差，不容易办得称意。原则对，于是坚持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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