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文提及，中国经济改革的关键所在，是要从「论资排辈」的、以等级界定权利的制度，转到「论产排富」的、以资产界定权利的制度。我曾说这转变有两个不容易解决的困难。其一，前文分析过的：其间必经之路是「论管排贪」——即以管制法例而界定了贪污权利的制度。我称之为「印度之路」：此路一旦走定了——制度化了——就呜呼哀哉。

第二个不容易解决的困难，是从「排辈」到「排富」的转变中，其排列次序会有所变动，使「排辈」中的既得权益者极力反对。举一个例：假若「排辈」的权利大小依次为甲、乙、丙，而「排富」的排列是A、B、C，而从「排辈」到「排富」的转变后，甲不一定是A，乙不一定是B……这就成为难题。

我们可以肯定，把「排辈」制度改为「排富」后，国家整体可以大大增益。但整体的增益并不等于每个成员在生活上都有改进。假若甲在转变后成为B，而B的生活比未转变前的甲为好，那么甲当然不会大力反对。但假若转变后的B不及甲，那么甲就宁愿「依然故我」了。

我在一九八五年曾经谈及，中国农村的改革一开始就搞得很顺利，主要原因，是甲、乙、丙与A、B、C的排列大致相等。昔日人民公社的大队长（甲）、队长（乙）以至农民（丙），在承包土地的分配中，大致上是A、B、C的排列。但说到城市的经济改革，就不可能那样顺利了。在城市中，有大权的干部，与土地及其它资产不一定有关系，分配起来就困难了。

八十年代中期，中、下级干部的权力纷纷瓦解。我的解释是，不管这些干部在改革后的排列次序如何，大致上他们的生活大有改进。当时，弃「干」从商的例子多的是。但高级干部却是另一回事了。高干在旧制中得益甚大，转制后可能使他们的生活水平下降。我认为主要是这个原因：在八十年代初期，我们听说过，在体制改革上，中国的情况是「两头热，中间冷」；到了八十年代末期，我意识到改革的情况却是「中下热，上头冷」。

「上头冷」是难以促进改革的。一九八七年，我见高干左推右搪出现了数之不尽的管制法例，于是就在文章里大胆地建议：国家要送资产给高干，或者说，给适当补偿他们因改革而受到的损失，「诱导」他们弃官从商。这样做，在道德上也许说不过去，但就经济效益而言，却是大为可取的。合乎经济原则的制度，是资产要有明确的权利界定，而权利谁属是不重要的。这是高斯定律（Coase Theorem）的核心了。

可行的事不一定可观。明显地以资产或金钱把既得利益的权力「买」了来取缔，的确不大雅观，社会是不容易接受的。高斯定律为何物，在整个中国能有几人知道呢？

「六四」后两年，高干及其子弟在官商勾结或官官相卫的情况下得到不少甜头，以前的贪污变为明显不过的「好处」。历史将不会忘记这财富大转移，而「好处」从台底转到台面上成交，大吉大利，中国的增长也就一日千里。自中国开放以来，经济增长最可观的年份，是一九九一及一九九二年。高斯定律可不是开玩笑的。

问题是，高干及其子弟所尽力获取的「好处」，似乎是永无止境的。这是因为︰不「好看」的权力买卖，以「好处」成交，权力没有买断，是很难做到适可而止的。更不幸的是，「好处」的交易急速地伸展到金融及国营银行那方面去。银行的借贷暴升，人民银行印钞票的机器印个不停，这导致近于恶性的通胀，而人民币的外汇币值跌得焦头烂额！

不久前，两位留美的中国经济学生忧心国事，知道而又同意我提出的「买」特权的建议，也同意我对上述「永无止境」的担心，就向我提出采用近于捷克所用的办法。

我认为到了今天，什么「买」权的办法是用不着的了。原因是，近几年来，高干及其子弟所获的「好处」良多，已经足够，即使再不给「好处」，他们也不会反对改革开放的。不过，「人心不足蛇吞象」，如果可以，他们当然会争取更多的「好处」。但倘若今天北京的执政者坐言起行，严格地约束，「好处」到此为止，他们总不会选取旧制而使已得的「好处」化为乌有的。

如上所述，今天中国若要「清理门户」，废除还存在的等级特权，大手笔地推行明确的以资产界定权利的制度，反对的势力会远比一九八八年时为小。今天，再没有几个高干或其子弟会认为回复旧制（对于他们）是利大于害的。然而，贪者无餍，人之常情也。在今天不左不右、私产与特权并存的制度中，混水摸鱼的机会有的是。所以高干及其子弟要保持——尽量地保持——他们今天的竞争优势。

是的，今天中国改革的困难所在，是现有的制度是高干的天堂。昔日国民党「四大家族」的情况，几可复「识」矣！如此下去，印度之路是会走定的。我说此路大有复辟之势，并非凭空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