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与陶行知（后者一度改为「知行」）在「知易行难」及「知难行易」这两个不同的观点上有过争议。我作学生时读到他们的言论，觉得双方都是低手。很显然，做不同的事，会有不同的知、行的相对困难。

中国的经济改革要怎样做——怎样实行，其理论起初想来甚难，但这理论其后越来越清楚，到了一九八八年，就变得很明确、很肯定，而中国的执政者与我个人之见大体上都是一致的。（相比起来，除了捷克外，今天的东欧与瓦解后的苏联还是一塌糊涂，令人尴尬。昔日的戈老与今天的叶利钦的经济体会，与中国的邓老与赵老相去何止十万八千里？）

在理论上，中国的产权改革只有五个重点：

（一）在重要的非人力资源的资产上，不放弃国家的所有权。这会「维护」社会主义的一个老生常谈的概念，而且避去了根深蒂固的教条上的纷争。

（二）在国有的资源上，推行彻底的承包制，以之作为大举私产化的重要基础。（不要忘记，私产不需要私人的所有权。）

（三）在难以独占的企业上，推行明确的股份制（我曾两次建议，企业成员分股可按照美国棒球大决赛的分股办法）。

（四）取消所有价格管制及外汇管制——这些管制一日存在，私产的收入权就受到左右，有所不足也。

（五）推行简单而又明确的税务制度——抽税影响收入权，而可抽则抽、可加则加的税制，在一塌糊涂中干部大可上下其手。

要促成上述的五点，法治的改进不言自明，这里毋庸细述。余下来的只有另一个重点，那就是，银行制度（包括金融与货币）——可追溯到文革及更早的银行制度——要连根拔起地改革。否则产权的制度已改，银行制度还是依然故我，岂不是大幅度地脱了节吗？更何况，国营的银行，大可以通胀来间接抽税。

以上所说的，是一套从共产制度改为私产制度的理论，分明是可行的，但又因为重要资产（尤其是土地）的所有权并非私有，所以在一项重要的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的原则（或思想）上还可以坚持，政府就有所交代。鱼与熊掌，可以兼得也。

无论是国家民生的改进，或是保持社会主义的形象，如上的理论建议都可算是甲级的配套。在我研究中国经改之初，这配套理论，知之极难。我想不到哪一位曾获诺贝尔奖的经济学者，可以在一个月之内想得出来。我在一九八一至一九八八这七年中，细心地观摩中国的改革演变，日以继夜地思考，偷师学艺，才领悟到这个配套理论，拍案叫绝之余，不禁欣然自得。

八八年九月，我陪同本世纪最有名望的经济学大师佛利民去北京见赵紫阳，从上海到南京（之后飞北京）途中，向佛老细说这配套理论，他倾听时不断地发问，我对答如流，他在有点怀疑中也开始同意我对中国的乐观是有根据的。后来他在北京见到赵紫阳，见到赵公对中国的问题了如指掌，而其理论基础与我的配套理论如出一辙，就对赵公推崇备至。其后佛老认为在整个谈话中，赵公只说过一句他不同意的话，而那句话是人在江湖不能不说的。

回美后，佛老在给朋友的「圣诞问好」的长信中，以百分之八十的篇幅说及中国之行。说到赵紫阳，佛老坦言自己五十年来周游列国所遇到过的元首中，他最为优秀（很可惜，那次我们没有要求一见邓小平）。佛老认为赵公的诚恳与善意在元首中难得一见，而更难得的是赵公思维清晰，目的明确，论事客观。不过，佛氏似乎没有想到，像赵公那样的人根本不是政客，怎可以在政坛上「适者生存」呢？

当时周安桥和我在场，聚精会神地听着赵、佛二老的对话。周老弟后来说，他一听就知道是高手过招，所以细听之后学到了不少。我当时的感受却有点不同。我想，佛氏的辞锋举世知名，经济思维快如闪电，赵公怎能与他打个平手？（佛、赵的对话，可见于本书第四部分。）在敬佩之余，我意识到赵公不是政治人材，不免替他担心。

上文所说的配套理论可行，是毋庸置疑的。然而，推行中会有一个无可避免的困难：既得益的权力分子，有好些人会受损，因而反对。这是将改革理论付诸实践时的一个无可避免的困难。对社会整体大吉大利的改革，不一定对每个人都有利，而以「共」改「私」的过程中，这「整体」与「个人」的利害冲突是无可避免的。

这冲突的存在与解决办法，是关于另一套理论了。很不幸，这理论是知易行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