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个没有偶像的人，对任何人都不崇拜。但有些人我很佩服，很尊敬，他们对我说些什么，对我有什么教导、批评，我会引以为荣，会细心考虑，会记得很久、很久。这些对我有很大影响的人不多，佛利民是其中一个。

一九六二年，我在洛杉矶加州大学作研究生时，读到佛利民所作的《马歇尔的需求曲线》一文，一下子读了十多遍，心想，这个人的思维深不可测，而又是那样大名鼎鼎，我应该转到芝加哥大学去，拜于其门下。后来我听到艾智仁（A.A.Alchian）快要返回加大，就打消去意。

我是在一九六三年的暑期第一次见到佛利民的。当时他到离洛杉矶车程个多小时的一个小市镇开研讨会，我驾车赴会。那是个奇怪的聚会，在座的只有七、八个人，而除了我是学生，其它都是教授。一般的情况是，佛利民要讲话，人满之患无可避免。不知事前艾智仁从哪里听到这谈话式聚会的消息，悄悄地告诉了我。

当天，佛氏谈的是经济发展的问题。在座的几位教授无论提出什么，佛氏立刻手起刀落地指出错处，使我听得呆了，心中暗想，这些教授怎可以这样不成气候的？过了好一阵，佛氏谈到私有产权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他举日本明治维新为主要例子，说明治维新是因为土地有了私用权而使经济发展一日千里。

在明治维新这个题材上，我当时因为要交出一篇学生习作而下过几个月的功夫，认为佛氏的论点错了，于是大胆地说：「那不对！土地的私用权在明治之前的日本早已存在，明治维新的主要改革，是把私用的土地加上自由转让权。」我跟着说，这似乎是「封建」地权与「现代」地权的主要分别，而又在「转让权」的几个重要关键上作了一些简短的解释。

佛氏听着，显得很高兴，频频点头，继而问道：「你是在哪间大学任教的？」我答道：「我是个学生，艾智仁的学生。」「怪不得！」他显得更开心了。是的，今天大家耳熟能详的产权经济学，在六十年代初期不见经传，知道其重点的就只有三几个人。第一次见到佛利民而有机会向他表达一下当时自己醉心的学问，可算是不凡的际遇了。

一九六七年，我在加州长堤大学当助理教授，除税后每月薪酬不到五百元，生活倒也不错。但进了长堤大学，要转到名校任职是差不多没有希望的。度马（E.Domar）当时在洛杉矶，他读了我博士论文的第一章，认为我应该转到「名校」去过瘾一下。因为他任教的麻省理工学院当时没有空缺，就把我论文的那一章寄到芝加哥大学去。

六七年三月，我收到芝大的一封电报，说给我他们一年一个的「博士后」奖金，没有任何工作，只是要到芝大勾留一年。那奖金是一年八千美元，不用抽税，当时于我算是天文数字了。

九月到了芝大，校方给我的办公室是在佛利民的隔邻。他当时五十三岁，声望如日中天，我这个无名小卒是不敢约见的。虽然是无名小卒，而奖金又说明不用工作，但工作却十分忙。一年的奖金没有前途，研究发表是唯一的出路。另一方面，几乎每天早上，系内的女秘书就交来十多篇文稿，大部分是希望我作评审的，小部分是他们研讨会的，都要细读。在芝大，替学报评审应否发表的工作，都是由我们几个无名小卒来干。可以不干，但难以推却。

机缘真是巧合了。不可能有时间跟我倾谈的佛利民，其居所是在我住的国际学生宿舍（International House）的隔邻。早上上班与晚上回「家」要步行十分钟，很多时候他与我一起步行。佛氏健谈，而谈的永远是经济学。我对他的论著滚瓜烂熟，了如指掌，所以我和他谈的，若不是我不同意他的论点，就是我自己的研究工作。

这年圣诞前夕，舒尔兹（T.W.Schultz）叫我到他的办公室去，对我说：「我听说很多大学对你有兴趣，要聘请你。」我正为明年九月的工作还没有着落而忧心，由于没有大学找我，于是回应道：「我倒没有听说过。」他说：「他们会找你的，找你的人会很多。我要见你，是在他们找你之前，先告诉你一件事，我们明年要请你做助理教授。他们找你时，你就这样告诉他们吧。」

我万分高兴，步出舒尔兹的办公室时，他道：「史提芬，你回来，让我告诉你一个小秘密：大力向我们推荐要聘请你的，是佛利民。」

我初遇佛利民——如日中天之佛利民——的印象，是这个人的思想快如闪电，快得难以置信。我当时又觉得，在经济学的历史上，作为伟大的经济学家，没有哪一位比佛氏有更充分的所有条件：他曾经是统计学大师，懂数学，是理论天才，而且对世间事物知得多而广。

不过，佛利民当年给我的一点「不良」印象是：他只谈学术，其它什么也不谈，似乎缺少了一点人情味。这个「佛利民没有人情味」的观感，好些朋友认同；但在今天，我这观感完全改变了。这是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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