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秧这个名字，在赴四川之前早就听到过了。几位与他相熟的朋友对他大有好评。他们认为萧秧开放、诚恳、敢言，但其中也有一点争议性。

不久前我陪同佛利民到四川一行时，萧秧已升职为四川的省长了。他很客气，老远从北京赶回成都来招待我们。在晚宴前他与佛老对话，研讨中国经济发展的困难问题，我一听就知道朋友事前对萧秧的赞赏没有言过其实。事实上，我认为这些朋友在某方面低估了他！萧省长的思想有深度，点只开放咁简单。

在中国与执政的人论经济，他们要不是一开口就背诵党的言论，像念台词似的，就往往说外人怎样不懂中国的特殊情况等等。客观论事的例子不是没有，但不多见。

可能萧秧在事前听过佛利民的大名，知道佛老是本世纪的顶尖经济学者，因而在对话时他聆听了很久才回应一两句话。也可能是他高估了佛老对中国的认识，他简短的回应深入地牵涉到一般性的改革困难，而这些困难是佛老不大明白的。不幸的是，翻译者恰巧译错了几个字，使佛老以为萧省长也是在说中国特殊情况的老生常谈。

我听了他们对话十多分钟后，见他们各讲各的，就忍不住用英语对佛老说：“米尔顿，这位省长不寻常，很有见地，但翻译上有点问题，你误解了他。”佛老的误解不仅因为翻译有问题，也因为中国在急速演变中有复杂的问题。这些误解出现了好几次，使佛老不能欣赏萧省长的一些独到之见。

两个例子可以说明这一点。佛老在对话时一开始就拿出他的看家本领来，大谈通货膨胀的问题，细述要控制货币量的重要。省长听佛老细说良久，简单地回应，说：“我们通胀的困难是混合经济促成的。”我一听就知道萧秧高明，心里暗暗喝采，但佛老听得一头雾水，猛在摇头。

可不是吗？我在《权力引起的通货膨胀》一文中，指出以特权借贷，银行不能不借，所以要控制银根谈何容易？但特权借贷只能在今天市场与官场一起各施各法之下才会产生——这不是混合经济是什么？

果然，萧省长跟着就简短地解释，中国的银行有商业性贷款，有政策性贷款，还有其它什么“性质”的贷款，别开生面，是以为难。

另一个例子是：佛老一向认为改革要一次过地改，不要逐步地改。他提出这观点后，就举出他以前用过多次的例子：“斩老鼠的尾巴要一次过地斩，不要一寸一寸地斩，因为后一做法痛得多而久也！”萧省长叹曰：“中国这只老鼠有很多条尾巴纠缠在一起，我们的困难是要把不同的尾巴分清楚才能决定先斩哪一条。”

我认识佛老三十年，从来没有见过他碰上这个多尾老鼠的问题，所以在回应上，一时间他无以为对。六年前我发表过中国要有“配套”改革的观点，认为要在多方面一起改革——那是说，多条尾巴是要一起斩的。这是因为斩一不斩二，或斩二不斩三……在配套上青黄不接，可能弄巧反拙。问题是哪些是要斩的尾巴，怎样斩法，要预先计算得一清二楚，而不同的尾巴有不同分量的特权约束，拿起刀来“手震震”，不一定斩得准。君不见，八八年春夏之交，邓、赵二老在北戴河之会要硬碰，要一刀斩价格管制的尾巴，但特权所在，而配套又没有计算好，一斩就闯了祸。

晚宴后，我送萧秧自己刚出版的《中国的经济革命》一书。他翻开来，见到其中一章的题目：《彻底的承包制是私产制》，点首同意，说：“我在一九八六年就那样说了。”我纵声大笑，说：“我也是在八六年就说了的。”回港后一查旧作，原来我第一次说时是一九八四年，“险胜”两年，也应算是英雄所见略同了。

中国人杰地灵，无话可说。谁说中国没有人材？我没有考查过萧秧的生平事迹，不知道他有否用功地读过几年书。但正如赵紫阳在八八年会见佛老时说：“一些人学而无术，另一些人是不学有术的。”我不知道萧省长是“学”还是“不学”，但“有术”是可以肯定的。与他简短的会见，使我想起王勃所说的“人杰地灵”。而萧秧在九三年初被升为省长，也显得孔子昔日所说的“选贤与能”，在今天的中国没有完全被忘记。

但愿萧兄吉人天相，不要因为他的思想开放、论事客观而在某一天被打下马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