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二十二日下午五时抵达上海机场，但到花园酒店已是晚上七时了。交通挤塞是上海面临的一个大问题。经济繁荣总要付出代价。如果上海市政府处理不慎，在不久的将来，这座中国第一大城，可能“好学唔学”，学了纽约或芝加哥的另一坏处，变得盗贼如毛。

但在今天，我对上海的前景是乐观的——我没有理由不这样看。我们怎能不看好上海呢？正如我在《夜上海卷土重来》所说的，这个城市人杰地灵，在今天有天时、地利、人和配合的环境下，只两年工夫就变得欣欣向荣了。要是北京当局真的言出如山，会在一年之内统一汇率，废除所有外汇管制，而又能将银行大事进行“私产化”，那么上海就更加会如鱼得水，十年之后会变为另一个重要的金融中心，可喜可贺也。

到了下榻的花园酒店，书法老师周慧珺和她的两位大弟子已久候多时。他（她）们一见我面就问有没有带书法来给他们看。我说没有，他们感到有点失望，好像其它什么也不用再谈似的！他们对我书法进境的关心，使我汗颜。

周老弟安桥是上海通，古灵精怪，对“食”的学问绝不亚于蔡澜。有他同行，晚餐当然是无以上之。他在一条新兴的食街上预定了一家馆子的座位，吃的当然是上海菜，其中蟹就占了三味，有生的，也有熟的。不知是否因为“饥寒交迫”，还是因为性格使然，佛利民夫妇生、熟照吃无误，赞不绝口。晚饭告终时，坐满两桌的朋友一齐鼓掌，也算是少见的场面了。

九二年八月，我曾光顾同一食街，食品平平无奇，与香港的相去甚远。九三年四月，周老弟带我去该食街品尝，觉得与香港最佳的上海菜不相伯仲。想不到，这次十月重临就觉得胜了香港一筹——只一年多就把以“食”知名的香港比下去。其中一个简单的原因是：那食街的食肆是个体户私营的。当朋友们坐在那里又吃又喝时，经济学鼻祖史密斯（Adam Smith）在一七七六年所说的话在我脑中转来转去：“我们不是因为做面包的、酿酒的或屠夫的仁慈之心而获得晚膳，而是因为他们要赚我们的钱。”这样显浅的道理，为什么中国的执政者要到今天才明白！

十月二十三日是会见官员的日子。经佛利民的要求，清早我们和几位国营企业的主事人吃早餐，畅谈这些企业搞股份制的多种问题。跟我们会见了李铁映，中午时和上海一位副市长进午餐，下午造访了一位老朋友——前上海市长汪道涵。

说实话，到了上海这样多姿多釆的城市，只停留一天多的时间，“见官”总觉得有一点浪费。不过，那天早上与国营企业的主事人畅谈，在知识上倒获益不少；李铁映看来一表人材，但见面的时间短，我难以体会到这位执政者的深度，引以为憾；沙麟副市长言论很开放，也有见地，但他有报喜不报忧的意向，所以在说服力上，就不免打了一点折扣。我最欣赏的还是汪道涵。这位前市长谦谦君子，很有风度。他摆明是一个高官，但一举一动显得那样平易近人，看不出有什么故意造作。香港的某些高官应该拜他为师。

同一天的晚宴上，佛老和我要作演说，他谈通胀，我说产权，都是大家连想也不用想就可以滔滔不绝的。宴后佛老早作休息，我和周安桥及几位朋友意犹未尽，要到和平饭店一看该处夜总会的热闹。这酒店是五十多年前的建筑物，历尽沧桑，但在陈旧中还是很具气派。夜总会内几名上了年纪的乐师演奏着四、五十年代的流行乐曲，使人有怀旧之感，一下子好像时光倒流了。

这夜总会挤满了人，十之八九都是西籍人士。安桥老弟好不容易才能花点小帐找到一桌座位，是在远远之一角的。坐了大约半个小时，演奏的乐师宣布：这是最后一曲。是华尔兹的舞调，我就毫不客气地请自己的太太到舞池“表演”一下。孙悟空既然曾到此一游，我又何妨到此一舞？不知是否我们的舞艺过于了得，翩翩起舞者只有我们两个人。

十月二十四日中午要飞北京，早餐后赴机场之前，我们要先到浦东一游。新建成的浦东大桥刚好在一天前开幕，因此我们一群也要过一下渡桥之瘾。浦东有一条专“搞”百货商场的“商店街”，据说是为了表演给邓小平看而建造的。而浦东大桥也是因为要“风光”一下，不惜成本而起的。这二者算是浪费的投资。佛利民对此严加批评；回港后杨怀康也在《壹周刊》说了上海好些不是之处。

佛、杨之见，我不敢苟同。上海近两年来的经济发展一日千里，欣欣向荣是事实。有这样骄人的实质进展，多花三几亿元来卖一下“门面”风光，虽属不智，但也难以厚非。其实，在“门面”的费用上，香港所花的比上海高得多了。

后记

于今回顾，本文提出的有两点要补充，一好一坏。好的一面是上海的交通改进得很快。几条新建的高架公路基本上解决了交通挤塞的问题。坏的一面是关于外汇管制的。一九八八年带佛利民会见赵紫阳时，大家都同意汇管要尽快取缔。九三年到上海，那里的领导人又说会在一年内取缔。结果呢？今天汇管依然故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