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子到美国进了大学，读完了一个学期，成绩很好，我当然高兴。他回港度假，父子相聚，倍加亲热了。他选修了一科心理学，我见他成绩名列前茅，就好奇地问：「你从心理学学到些什么？」他说：「我也不知道。」我想，他真的是下过一点功夫！通常一知半解的学子，对自己所知总会伟论滔滔，但多知一点的，往往一时间无从说起。

但过了一阵，儿子说：「爸，你思想时脑中是用文字还是画面的？书本上说，天才思想时大都用画面。」我这个傻儿子，一向认为父亲是个天才，所以预期我的答案是「画面」。他把我难倒了，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既然他问及，我就细想自己思想时究竟是用什么的。想了好一阵，我回答说：「我什么也不用，真的什么也不用！」儿子听得张大了嘴，跟着喃喃自语地说：「怎可以『无中生有』？」

我曾经写过《思考的方法》（见《卖桔者言》），很受学生欢迎，但那是说方法，可不是说在思考时用什么「媒介」。是的，我不知道在思想时自己是用什么的。写文章，我当然心里在想文字，但在文字之前想内容，我既不用文字，也不用画面。思想时内容是怎样形成的，不得而知也。

谈谈下象棋吧。闭目下棋时，在脑海中我当然有一个棋局的画面。但开眼对弈，面对棋盘，按棋路推理，脑海中就没有什么文字或画面了。转谈数学吧。想「数」，脑海中当然有方程式。摄影呢，思考时当然想着一个画面。就是最笨的蠢才也会那样想，与天才有什么关系呢？

可能我儿子所谈的心理学课本所说的是指抽象的推理吧。抽象的思想，我想时真的是什么媒介也没有。想时像魂游，如梦如幻，哪管它什么文字或画面？我脑海中若有文字，通常只是一个还未有答案的问题。有时觉得问题不够清楚，我就尽力把它弄清楚再想。

有了问题，我找答案时的思想就没有什么媒介了。通常的过程是，模模糊糊地想着一个问题，想得久了，另一个问题在脑海中浮现，跟着再模糊了一阵，又得到另一个问题，如此在一阵一阵的模糊中，一层一层的问题演变，原本的问题答案就莫名其妙地跑了出来。有了这答案，我才再以逻辑推理来考证这答案是否对的。

一九六六年，我思考佃农理论时，脑海中的问题是：「既然传统认为佃农制度大有浪费的地方，地主所收的租金下降，那么地主为什么要选取佃农制度？」模糊了几天，我问：「假若传统错了，那么前辈们忽略了什么？」如此又模糊了一阵，答案就出来了：「佃农制是一种合约，其内容条件与其它合约一样，可以千变万化，是由交易者商议而定出来，传统的佃农制分析是忽略了这合约的条件。」有了这答案，要在逻辑上断定在竞争下佃农合约应有的条件，就易如反掌了。

一九六八年推翻了当时家喻户晓的「界外效果」理论时，我问：「若有界外，什么是界内呢？」一九六九年推翻了当时的公产理论时，我问：「每个人都争取私利，无意损害他人，那么为什么公产的租值会下降至零？」一九七三年推翻了价格管制理论时，我问：「被管制的价格低于市价，那么这二者的差额是谁拥有的？」一九八二年推翻所有的公司原理时，我问：「假若我请人替我提供某种服务，究竟我和他是同一家公司还是两家的？」

以上及其它的例子，我问时当然脑海中是用文字——画面怎可以问？但有了问题后的思想，我就不用文字或画面了。很明显，非用文字不可就用文字，但以摄影的例子来说，非用画面不可就用画面。其它的思想，什么也可以不用。

心理学课本的作者显然没有想过这些问题。我想，人们在思想时究竟用文字还是画面，不能一概而论；更不可以用上述二者（媒介）来分别谁是天才，谁是蠢才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