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之骄子，死也逢时——悼 蒋经国先生

虽然经济与政治息息相关，不可分离，但我对政治一向漠不关心。其它的不说，单是哪一个执政者叫什么名字，当什么职位，我就老是搞不清楚。这样的人，怎可以为文追悼一个政治家呢？对籍籍无名的政客我也没有资格评论，更何况在政坛上有悠久历史的蒋经国。近两星期来，追悼及评论蒋氏的文章数之不尽，而这些作者对蒋氏生平事迹的认识，远胜于我。

是的，对蒋经国先生，在数据上我既不足以评论，在感情上我也不足以追悼。但蒋氏之死，使我回顾台湾十多年来的发展情况，使我回顾大陆在国民党时期的局面，也使我回顾在共产政制下的中国。我于是不能自已，在那关乎人民生活的重大问题上，我对蒋先生肃然起敬！既然为了人民生活而追悼，又哪管自己对政治一无所知，遂在书桌前坐下，拿起笔来，想到什么就写什么了。

我第一次对蒋经国有一点认识，是一九五七年的事。那时我远渡重洋，到加拿大的多伦多去碰碰运气。在当地一条狭窄街道的一间简陋的屋子里，我与一位年纪比我大得多的，从中国大陆来的学生分租一个房间。在抗日战争期间，他是个军人，在坦克兵团内任职，常与蒋纬国打桥牌。这位朋友历尽沧桑，对国民党和共产党半点好感也没有。在他书桌背后的墙上可看到一副对联：「苏援美援人民无援，蒋匪毛匪天下皆匪」。不过，他对蒋纬国有好感不足为奇，而令我诧异的是，对从未谋面的蒋经国，他恭维备至，认为这个蒋家的长子，大有真实的本领，是天之骄子！

我当时想，一个对中国政治那样鄙视的人，一个对子承父政的中国传统那样讨厌的人，怎会对蒋经国那样击节赞赏呢？我于是对蒋经国这个名字留上了心，但想不到，我自己对蒋氏的佩服，也还是近十年来的事。于今想来，那位三十年前的朋友的判断力，确有其独到之处。

一九七三年，台湾要搞一些类似「统战」的「宣传」手法，邀请了一批在美国的中国学者到台湾；我是其中一人。在那次行程中，我匆匆见过蒋经国先生两次面，没有倾谈什么；其余的时间，都在听严家淦及其它接待的人员说台湾进步得怎样快，怎样了不起，倒令我有点反感。说实话，我这反感是有原因的。我在一九六六年所写的博士论文——《佃农理论》——是针对台湾五十年代初期的土地改革。台湾官方把这个改革说得天花乱坠，但我研究的结果，却使我得到相反的观点：那改革弄巧反拙。后来的历史显然支持我：台湾在七十年代初期的经济起飞时，五十年代的农业土地制度已成陈迹了。

七十年代初期，台湾的经济发展并不是官方所说的那样出人头地。在当时，外汇管制还是有名有实；进口税高得离谱；有利于贪污的、莫名其妙的管制，数之不尽。人民的生活跟香港的相去不可以道里计；房子简陋；街道上小型摩托车多，汽车少；医疗服务与学术水平等，皆难登大雅。

到了今天，台湾的国民收入，在数字上已接近新加坡和香港了。但由于台湾有很多「避税」的法门，而又不像新加坡那样将政府强迫「储存」的公积金计算在国民收入之内，前者真实的国民收入应该已超过后者的。因为台湾的物价比香港的贵，我们可以说台湾的平均收入享受还是逊于香港一筹。可是从整个经济的实力来衡量，在远东一带，台湾仅次于日本而已！

我们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看。考虑到人口的密度与天然资源的多寡，美国的经济表现差强人意，而加拿大与澳洲就不「及格」了。日本在表面上非同小可，但那里的物价——尤其是食品价格——奇高，以人民的生活享受而言，除非把赚来的钱带到美国之类的地方去花，否则在本土难以获得一流的享受。香港是个经济奇迹，无话可说；新加坡本来值得一赞，但由于政府干预太多，在实质享受上近几年被台湾爬过了头。这几年任何到过台湾的人，都会同意那里的人消费力强，很富有。我可以说，假若今天中国大陆在一般上有台湾的生产力，那么整个中国就是世界上最有经济实力的国家了。贫富之别，竟悬于一念之差！

台湾在十几年间发了达，为什么呢？答案是：他们逐步解除管制，减少征税，加强了法治及私有产权的保障。我是不同意这「逐步」的方法的。然而二十年前，台湾像其它所谓「发展中国家」那样，在经济上有多种谬误的观念；另一方面，那所谓国共之争持续了很多年，使台湾长期处于备战状态。若非「备战」，我想不通她那庞大的外汇储备要来作什么。考虑到台湾历年来的巨大军备费用，她今天的经济成就也可算是半个奇迹了。

不应该逐步解除的管制，还是逐步而成功地解除了。在经济历史上，这是很难办到的。为什么台湾有过人之处？已故的经济学者刘大中及仍健在的蒋硕杰——尤其是蒋硕杰——看来有一定的功劳。我一向不相信经济学者可以改造社会，但蒋硕杰显然是一个特别的经济学者：在学术之外，他一定有超凡的政治才能。说不定将来写台湾经济史的人，会将他的政治才能放在他的学术之上。从说服政府的本领那方面看，凯恩斯输了一筹了。

话虽如此，真正的英雄还是蒋经国。试想，在台湾要向政府献「大计」的人必然多如天上星，而掌政的人大都喜欢为自己个人利益打主意：哪样对自己有利就选哪一样。蒋经国不仅慧眼识人，而且又能将自己的私人利益置之度外。台湾这两蒋的相得益彰，是会传为佳话的。

在一个多年专政的制度下，我们可没有听到什么胡作非为的「太子党」，没有听到什么瑞士的秘密户口，没有听到蒋经国夫人有穷奢极侈的行为，在欧美买了什么高楼大厦，也没有听到蒋氏搞什么个人崇拜。哪一个专制的政权，不在某程度上产生这些事？金耀基告诉我，经国先生曾与多个平民结拜，数十年如一日；就算这是为了制造形象，他那历久不变的心，也是足以令人敬佩的。

不重视自己利益的执政者并不多见，但历史上我们还是可以见到的。这不是说这些人不自私，而是他们觉得能把人民的生活改善，是自己的收获。蒋经国是这少数的执政者当中的一个，不算很特殊。他特殊之处，就是能将人民的生活老老实实地改进了。举几个例。昔日的周恩来，在中国大陆受人民的爱戴是假不了的，但我们却想不到在人民生活的改进上他有什么丰功伟绩；美国现在的列根总统是个政治奇才，也让自己的儿子去排队领取救济金，不过我们却难以肯定美国近几年来的经济增长，是他的功绩；英国首相戴卓尔夫人是个出色人物，然而经过了十年的焦头烂额之后，英国的经济还回复不到昔日的雄风。这些人的本领，是给蒋经国比下去了。

近几年来蒋先生的表现更令人心折。他实行解严，解禁，解除外汇管制，大事放宽外贸，容许多党参政，推行民主体制。将这一切办得大有瞄头才逝世，是死也逢时！几位熟识蒋氏的朋友告诉我，这几年蒋氏实在病得很重。能在老年以卧病之身，不遗余力地促成上述的有意义之事，可以说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中华民族中能有这样的人，是中国之幸，也是世界之幸。

很多经济学者——连我自己在内——认为仁慈而又明智的专政，是最好的政治制度。但要找这样的专政者，谈何容易？蒋经国可能明白这一点，就决定他的想法与行事：在他自己身后的台湾不应该再有专政了。前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布坎南，数十年来对政客没有说过半句好话。要是他熟知蒋经国，他对政客的观点会补加一个脚注吧？

自古以来，追悼的文章都是向好的那方面写。我不敢违例。蒋经国先生既非超人，也非完人，但盖棺论定，其功绩实在是不少的。这可不是我个人之见。我记不起有哪一个时代，哪一个地方，我们能够找到如下的一个例子：一个生前在国际上少受人注意的执政者，死后能得到举世哄动的赞扬。是的，无论在香港，在东南亚，在欧美各地，就算是那些曾经批评过蒋氏的报章或杂志，对他的死都一致深表哀悼。

在冬天，台湾盛产鲜花是世界知名的。然而，为了蒋经国先生的去世，那里的鲜花竟然断市。这断市是应该的，而台湾民众扶老携幼地「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也着实令人感动。对台湾居民来说，蒋经国先生之死当然重于泰山；但蒋氏在近几年来大刀阔斧地将体制改革，大量增加自由，似乎是希望他自己的死会是轻于鸿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