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常按：佛利民在北京科学会堂讲话后，听众的发问很踊跃，以至在开始时有点混乱。后来我建议听众用纸张写上问题，由我选择；秩序安定下来后，「问题」厚越一吋，这使佛利民笑逐颜开，但可惜的是，大部分问题由于时间不足，不能作答了。

北京的听众有很高的发问水平，比之后来佛氏到香港时，在付了高价购票而来的一千七百听众面前演讲后，所接到的同样是写在纸上由我选择的问题，高明多了！这可见北京的有识之士，对国家的经济问题着实关心。同样重要的是，在香港及外地关心中国前途的读者，见到这些问题，也许会同意，就算在今日中国的「存亡之秋」，我们仍有一些乐观的理由的。

问：控制货币供应无疑可以遏止通胀，但做法却有不良的就业和薪金的影响，这究竟是不是最好的方法？

答：我再次强调，货币供应控制得宜是遏止通胀的唯一方法。这个论调在世界上任何国家的经验中都得到验证。由于人为错误而导致通货膨胀，要解决这问题的话，一定程度的牺牲是必需的。如果在控制货币的同时，放宽价格管制，这样就能抵消控制货币所造成的紧缩现象。这两种方法是互相补助，而非互相抵触的。

问：在控制货币方面，应该从货币供应着手，还是从利率调节着手？

答：以中国目前的情况来看，调整利率的作用并不足够。中国市面的货币量急剧上升，主要原因是国营企业单位不断增加信贷。国家负起这些贷款的担子，因为它一向不容许国营企业宣告破产的。放宽利率有助于缓和控制货币所带来的损害，因为这会鼓励存款和有效率的投资。可是，单用利率是不能够发挥很大作用的，因为不能有效地遏止借贷；国家企业会更加依赖中央政府的「津贴」来偿还较高的利率。

问：自由、公有化市场是否能通向繁荣？

答：何谓「公有」？我们不能在字面的意义上兜圈子。若说美国政府代表公众拥有邮政局，理论上我也拥有其中一部分，但我并不能据为己有，成为它的经营者。实际上，真正可取的「公有」，是应该由不同的、公开来的私有产权所构成的。

问：你是否示意：资本主义才是唯一通向繁荣之道？

答：我再次强调，我们对经济理论的理解，不能仅仅着眼于字面上的意义。在一个自由竞争的社会里，适者生存，若国营企业是有效的经济架构，它必然会生存下去，否则私有企业将会取而代之。在美国，邮政局是最旧式的国营企业了，但在某些服务的项目上，如包裹及特快邮件的传递方面，政府允许私营；结果，私营的成绩远远超越了国营的。国营的邮政服务至今仍能存在，只因为它拥有其它邮件的垄断性的专利权。所以自由竞争才是问题的关键。马克思说过，真正的共产社会就是政府的萎缩，我本人也赞同「政府的萎缩」。而我并非马克思主义者。

问：你强调「自由」、「私有」以及「市场」这三个概念，但中国政府恰恰在这三方面不肯让步，那么，你认为在中国，推行「货币主义」能奏效吗？

答：这个问题很复杂；其实中国政府已作了很大的让步。在中国大陆，自由市场的确存在：我在农村和上海、苏州、南京以及无锡都可以观察到。另一方面，即使在政府控制下的市场中，通货膨胀仍然可以受到抑制。「货币理论」像物理学那样，是科学性的，它并非建基在什么主义概念上的，诸如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等等。在任何的经济体制下，控制货币量是控制通胀的唯一办法。但是，控制通胀并不足以确保繁荣——在经济上它可能有助生产发展，但这并不足够。以三、四十年代的葡萄牙为例，虽然物价稳定，但经济却停滞不前。相比之下，倘若有一个较自由的私有化的市场，通胀不一定会阻挠经济增长。南韩是其中一个例子。以中国的情形来看，关键在于开放市场，而控制通胀是推行其它改革的先决条件。

问：你曾说过价格人为地偏低的害处，那么价格人为地偏高又如何？这情况极有可能存在于中国，因为人民长期生活在无市场的环境下，缺少商业习惯；此外，政府在调高价格那方面带有麻木性。

答：价格开放是否一定使价格暴升——这并非必然的。在中国，你根本很难决定哪个价格才是真正的价格。就以汇率来说吧，有官价汇率，有半官价汇率，也有黑市的高汇率，谁知道哪个才是真正的汇率？同样地，我们很难知道哪个才是食米真正的价格！是政府配给所采用的官方价格？还是自由市场所定的价格呢？在价格、工资管制的情况下，任何物价指数和统计数字都不足为信。所以，放开价格并不会引致通货膨胀。以德国为例，放开价格管制之后，数字的物价一夜之间暴升两倍。虽然开放的、自由浮动的价格，对中国一般人来说，比较陌生，但社会很快便会适应这转变。在很多情况下——像德国的例子——改革的步伐可以很急进；但要见到成效，却非一朝一夕的事。毫无疑问，整个经济改革过程，对中国而言，是漫长的，不过，无论怎样，中央政府都不应控制物价，只有自由市场才能决定真实的价格。政府官员，或者座上每一位，能知道中国真正的价格吗？只有十亿中国人才可以决定价格的。

问：中国目前控制通胀的难处有：一、信贷一旦紧缩，生产首先下降，导致财政收入下降，但由于现时的财政支出很大部分都属于经常项目支出，就很难削减下来。二、价格开放会把大部分工人的生活水平降低，而各企业单位增加职工补贴时，又会再次扩大货币发行量，加速通胀的步伐。请问如何调节通胀控制与这两者的关系？

答：让我首先回答你提及的第二个难处：我所指的价格，实在已包括了工资在内；如果仅仅放宽物价管制而不放宽工资，那是没有意义的。至于中国政府的财政问题，我相信只要它减少资助，就一定会节省不少开支。另外，若利率可以自由浮动，中央政府可以发行债券，就不一定要依赖发行货币以作其财政收入的来源了。以印制钞票来支持政府的赤字，只会导致通胀。最后，若容许私营企业与国营企业有更大的竞争，那么，中国将拥有一个更大的私有市场，它便能为中央政府带来可观的税收。

问：你刚才说降低货币供应量是唯一医治通胀的办法，以目前中国银行架构来说，你认为应该怎样去控制货币供应呢？或者说，在中国，银行架构改革的出路是什么？

答：在中国目前的架构下，西方国家一些传统作法并不见得是万灵药方。主要是因为：银行没有权利拒绝中央政府为了财政问题而印制钞票的要求。所以，我在中国所强调的方法，跟我在日本或西方国家所说的会完全不同。不过，中国银行架构改革是非常关键的问题；这不单是关于中央银行的活动，更与商业银行的活动息息相关。虽然只有中央银行才能印制钞票，但若容许私营银行在存款贷款方面不断成长，这便带来推动经济发展的作用。个半世纪以前，美国一些地区性的团体，建立了不少互惠储蓄银行，给客户以合理的存款和贷款利率。这些地区性的储蓄银行大大刺激了存款与投资。美国政府甚少参与这些存款、投资的活动。当年例外的是：曾经推行过「邮政储金」存款制，但终于也在私营机构的竞争下被淘汰了。总括一句，我认为银行架构的改革，对中国今天的发展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问：削减政府开支、减少政府投资和紧缩中央银行的货币发行这三方面，你认为哪一方面能最有效地解决通胀呢？

答：首先，我要说明，削减政府开支跟其它两方面是息息相关的。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中央银行假如没有政府的批准，是无法限制钞票的印制量的。政府投资不应减少，反之，政府应该继续投资，只要资金来源不是印制的钞票就行了。问题不在于过多的投资，而在于错误的投资。若投资的涌现是因为各企业单位能以低于通胀的利率借得贷款，那么这是一种浪费的投资。相反，因放宽管制而吸引存款和鼓励有效率的私人投资，这不但不会助长通胀，反而帮助经济发展。至于政府的开支，我赞成无论如何都要削减；当然，我不能告诉你要削减的是哪一方面——这得由你们来决定。总而言之，以印制钞票来供应开支，是大有问题的。

问：中国目前的通胀相当严重，人民提款而不存款，请说说世界上类似的通胀例子，银行如何生存？

答：这是一个问得很好的问题。实际上，很多国家都有类似的经验。在任何一个有严重通胀的国家，各种指数合约是非常普遍的。这种合约的特点是，偿还的利率随通胀率的高低而调整。例如：在英国，当通胀率差不多到了你们现在的水平时，他们政府发行了一种很特别的债券，应允在指定的日期偿还与物价指数相乘的本利金。当通胀到了一定的高点，不是百分之二、三十，而是百分之二、三百时，两种现象都会出现：其一是，人们普遍采用外币，像哥伦比亚、巴西、阿根廷、智利等通胀极高的国家，一般人都会用美元来做买卖；即使他们用本国的货币，也要以合约生效时的汇率为依归。另一种安排，就是一如刚才所说英国的例子，用的是「私人通胀调整合约」（private inflation adjustment contract）。据我所知，中国最近也推行了类似的为期三年的储蓄合约。这种以指数为根据的合约方式，不但能套用在借贷方面，也能套用在工资方面。不过，这种方法只能广泛地使用于通胀严重的国家，但并不适用于像日本和美国那样通胀较轻的国家。

问：逐步市场化，已为一般人民所接受，但关键是如何对付市场化过程中的风险；譬如：今年八月，价格改革的传言导致全国性的抢购；如果真的实行价格改革，应怎样对付三千五百亿元的存款和一千二百亿元的现金呢？

答：问题是在于传言比实际行动来得快。美国有句谚言：「斩狗尾要大刀阔斧！」如果价格改革能迅速有效地推行，在几天或一、两星期内，一般市民对这种突然的转变，可能不适应，但只要他们发现通胀已被广泛地控制，事情很快就会平息下来。

问：你认为中国当前的经济改革，首先要进行价格改革，还是企业深化改革——像股份制、私有制、承包制等？

答：两项改革，缺一不可，要二者一起并行。不放开价格管制便没有真正的私产制度改革。当然，所有法律上的权利和责任上的细节，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拟定出来；这是政府要做的工作了。我有一个小例子。一百多年前在美国，没有人会问：「在我屋顶之上的空间，究竟哪些是属于我的？」但自从飞机发明之后，人们便会考虑这一问题：飞机究竟飞得多低才算侵犯我的产权。这是没有准则的，要靠立法机关来制定其准则。但我重申价格改革是要建立在私有产权上的。

问：在中国目前的通胀情况下，为了避免人民生活水平下降，实行工资指数化能否行得通？

答：问题要从两方面看：从避免工资下降的角度看，答案是肯定的；但从放宽工资管制、以市场供求来决定工资的角度来看，是否采用指数化的办法，则应由雇主和雇员来决定。

问：在自由竞争下，市场对经济发展的确会起很大的作用，可是在有垄断和投机的情况下，市场竞争的发展会带来好处还是坏处呢？

答：这问题是在问两样不好的东西，哪一样更坏。你宁愿有政府的垄断还是私人的垄断呢？我两样都不喜欢，但我宁愿要私人的垄断，原因是：私人垄断比较易于瓦解；私人专利机构没有实际的权力。假如早期美国政府把汽车制造业垄断，这一定会阻碍汽车的发展；但相反，若汽车制造业由私人机构垄断，汽车还是会继续发展的。从这方面来看，私人垄断的杀伤力比政府垄断的小。没有人会花别人的钱比花自己的更小心。私人企业会比较有效率地生产，因为它是用自己的钱，而政府企业却用别人的钱。

问：你主张放宽外汇管制，但台湾和南韩都采用外汇管制。应如何看这个问题？

答：问题应这样看：台湾与南韩虽有外汇管制而仍能发展，倒并非因有外汇管制而经济得以发展的。我所知道的原因略述如下。我曾仔细地将香港和台湾比较过——香港在没有外汇管制下发展，而台湾在有外汇管制下发展。但我发现，台湾的发展条件比香港的更理想：香港四十多年来，人口增长了十多倍，而台湾人口增长却少得多；香港除了有优良港口和人材外，严重缺乏天然的资源，台湾却拥有这些条件。但在过去的四十年间，人们在香港平均购买力的增长远远超过了台湾的购买力。还有，台湾需要外来的援助，香港毫无外来支持，但其开放政策和没有外汇管制的优点却吸引了大量外来的投资。我认为香港发展比台湾迅速的原因是没有外汇管制、没有关税和政府的干预。另外一个例子是东德和西德：同一民族和相同的文化背景与历史，却有不同的发展；在墙的一边是繁荣，在墙的另一边却是落后，这是因为一边有私有市场，而另一边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