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一九八八年十一月七日，此文宣读于深圳举行的「中国十年经济改革的回顾与展望」国际研讨会上。

中国经济改革十年的回顾，比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任何「十年回顾」有意义；又因为这经改大有瞄头，「回顾」是赏心乐事也。在大学念书时，我的一位教授——艾智仁（Armen A.Alchian）——曾经说过一句对我影响很深的话：「成功只能以效果，而不是以意图，来衡量的。」同样，中国的经改也只能以效果，而不是以口号或什么庞然大计，来衡量。从这一个实事求是的角度看，我们今天所回顾的十年，其成绩一日千里。

中国文化中的优良传统，不容许我对中国这十年的进度作更多的赞赏。另一方面，对中国在经改上所遇到的困难，对那些说不通的政策，特权分子要维护权益的困扰，以及中国会走上印度之路之可能性，我已经写过好些篇文章加以评论。今天在这个有意义的聚会中，中国的传统也不容许我不识时务地对中国的经改痛下批评。

赞也难时批也不易，那我应该说什么话好呢？我前思后想，就决定在中国人的经济思想的转变上作一点分析。我想，这个选择是最适合不过了。思想是抽象之物，虽然对经改有决定性的作用，但与事实有了距离，称赞与批评都无伤大雅。在座诸君有不少是中国经改的智囊，可说群贤毕至。我是一个经济学者，识英雄，重英雄，虽有不相识的，但早已神交。即使在思想上我要说的大家不同意，我们总会尊重「君子和而不同」这句话。

从思想开放说起

历史学者都同意，知识或事实的经验会改变人的思想，而思想的转变会引起体制的改革。思想与行为相辅相成，而除非闭关自守，或政府大量地耗费资源来推行愚民政策，否则，人的思想是不容易压制的。

事实及教条都可以误导。昔日国民党在大陆时期的胡作非为，会使很多人产生错觉，以为那所谓「资本主义」一定就是那样的。另一方面，没有事实支持的教条主义，和空有热情的口号，到头来比不上一穷二白的现实更具说服力。

是的，十年来，中国人在思想上的开放与改进，在幅度上比经改的进度还要大。远的不谈，仅以十年前一般人认为是比较开放的孙冶方先生的经济理论来说，在今天的中国经济学者中，恐怕找不到几个会不认为是过于教条化了。数星期前，我在上海的社会科学院作了大约十个小时的学术讲座，所谈的是最新的现代产权理论。在座的几十人听得很用心，而且他们提出的不少问题，都很深入。同一时间，佛利民（即弗里德曼）在复旦大学演说，学生们提出的问题，精彩得把他吓了一跳。其后佛利民在北京作演讲，会上听众以纸张写上问题，由我选择给他回答。这些问题，比起佛氏后来在香港演说时人们提出而同样由我选择的问题，水平更高：北京那次选取意义较佳的问题作答，比香港那次的选取容易得多。

当然，我和佛利民在中国所遇到的听众，是中国的表表者，不能一般地下判断。但十年前，提出那样水平的问题是无法想象的。当然，在今天，我们在中国还听到不少八股言论，老气横秋、大言不惭或观点闭塞的仍然有的是。不过，思想顽固的人，世界上比比皆是，又岂独中国为然？当然，我也明白，一些中国朋友，可能格于形势，或职位所在，非说几句八股不可。这也难怪，「文革」期间，一言可以倾家的恐怖，历久犹新，我们不能过于苛求。不管我怎样说，怎样打折扣，中国人现在的思想开放是千真万确的事。

事实有说服力，今天香港的所谓「资本主义」，并不怎样可怕。从大陆到香港来做生意的朋友，知道赚钱不容易，要剥削工人，榨取「剩余价值」，就更加难于上青天了。经济学者很会开中国人的玩笑。亨利·乔治（三民主义的鼻祖）认定买地可以轻而易举地发大财，但他自己却没有买，死时不名一文。马克思发明了「剩余价值」，但他自己却没有做生意，平生半点「剩余」也没有。

远在七年前，我断言只要邓小平坚持门户开放，外间——尤其是香港——的讯息就会对中国有莫大的影响力。话虽如此，我还认为中国人思想改进的速度，是超出我当时的估计的。

公有的现代化共识

几年来，我用中文写过近百篇关于中国体制改革的文章；可以说，中国的问题我是日想夜想地想了好几年了。我不敢说我的文章对中国有什么影响，但中国的经验却影响了我的思想。我是从反对公有而变为不反对的！我大力推举私有产权的制度——这观点没有变，但现在我认为私产与公有是没有冲突的。

我们都知道，中国的执政者要推行两权（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这一点，在土地上，我从来没有反对过。香港的「私家地」也是从政府租来的。两年多前，我认为对于会贬值（折旧）的资产来说，两权分离大有问题。但到了去年九月，我想起在美国向银行借钱买汽车的例子，就改变了想法。汽车的所有权可以属于银行（或政府），但用车的车主却是私人。我又想到：在欧洲的法律史上，所有权的产生是因羊群（可动产）被偷去而起；要物归原主，所有权这个概念就被创造了。但在科学发达的今天，物归原主是不需所有权来协助的。

在经济学上，私有产权的定义包括使用权（严格地说，是决定如何使用——而不单是使用——的权利），收入享受权，以及自由转让权（亦即买卖权）。说起来，这是我在一九七○年所发表的一篇文章内所下的定义（这也说明经济学上的产权理论是一个很新的学说）。但我从来没有指定私产要有私人的所有权。我也曾作解释，只要私产所需的三种权利存在，合股（或实行股份制）经营的公司，既是公有，也是私产。

不要误会，以为我在搞文字游戏。我是研究法律经济的。撇开合股的「公有」不谈，私产的拥有者有否私人的所有权，在法理上有不同的含义与阐释，因而导致不同的法律。举土地为例吧。香港的土地没有私人所有权，故此政府在收回土地作建筑公路的用途时，就无需用上美国的土地征用（eminent domain）法律。二者各有所长，各有所短。在其它资产上，坚持所有权为国有，交易费用是比较大的。我认为中国不值得为了面子或政治上的需要，而使经济的运作增加任何不必要的费用。但同时我也认为，只要政府不因拥有所有权而左管右管，这费用的增加是不足以为患的。

也不要以为我是出些什么奇招怪着，把「社会主义」强下定义，将它的本质改为「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我实在不知道，而我也从来没有听到过什么人——包括赞成社会主义的人——给我一个明确的定义。我不仅不知社会主义为何物，即使「资本主义」我也不知道。在经济学上，「社会」是什么很明确：凡是多过一个人的体制，是社会；「资本」是什么也很明确：凡是可以导致生产收益的资产的市价，是资本。令人不明白所指的，是「主义」二字。「主义」不谈也罢——在先进的国家，「主义」一辞往往是给人拿来说笑话的。但假若一定要谈，我们不妨把它作为一个制度上的信念。那么，认为私产是一个好的制度的信念，与认为以社会整体利益作为大前提是一个好的制度的信念，是不应该有冲突的。事实上，二百多年来西方经济学的发展，主要的结论是私产制度与自由市场的运作，与社会整体的最佳利益是一致的。

很不幸，不少人认为国民党在大陆时的制度，或印度、印度尼西亚等地的腐败制度，是「资本主义」的典型，正如不少人也认为大锅饭、铁饭碗、政府免费供应福利，是「社会主义」的典型。这些是浅见。从私人利益的角度推广社会的利益，或从社会利益的角度针对私人的利益，二者是可以汇合在一点上，没有分歧。但这可能的汇合，是要基于一个有明确权利界定的制度上。可惜的是，产权经济学的兴起，只不过是二十多年来的事，而对产权理论没有认识的人，本领再高也不可能将私人的出发点与社会利益的出发点，以权利界定的办法使它们在途中汇合。不明白产权的重要，「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就胡里胡涂地被认为是各走极端了。

从一个圈子看大同

近几年来，与中国朋友研讨或阅读大陆的言论，或最近听到了赵紫阳的一席话，我都得到如下的结论。中国的新思想很一致：反对大锅饭、反对铁饭碗、反对模糊不清的权利界定。他们不反对的也很一致：不反对私营者自作决策，自负盈亏；不反对一个人自享勤劳所得；也不反对自由市场的竞争与运作——因而逐渐不反对资产买卖。那是说，私有产权这个名称可能被反对，但这个权利制度的本质他们是不反对的。他们也不反对企业股份化；那是说，集体企业的私产化是可以接受的——虽然「私」字当头，不大雅听，有人反对，但这只不过是名称上的顾虑罢了。

在实质上，我与中国的执政者的唯一不同观点，是两极分化的问题。但这个观点上的不同，可能是一个误解。印度因官商垄断而产生的两极分化，我反对；国民党在大陆时由弱肉强食而引起的两极分化，我也反对。然而，在权利有清楚的界定的情形下，因本领不同或际遇不同而引起的两极分化，我是赞成的——若不容许这种分化，人怎会拼命干，怎会去冒风险作投资？话得说回来，权利有清楚界定的两极分化，绝大部分人是在两极之间。另一方面，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没有一个有社会道德的经济学者，会反对去救济那些真的需要物质帮助的人。困难是，这些钱一经政府的手，就算不致泥牛入海，能落到极需要救济的人的手中的，打一个大折扣是很普遍的事了。

经济学上有一怪论，叫作「贺泰伦怪论」（Hotelling Paradox）。贺泰伦是一个经济理论高手，在四十年代提出了如下一个奇怪的论点。在一条直而长的街道上，居民分布平均，两家卖食品的商店在这街道上竞争。从交通上便利顾客的角度看，这两家商店所设的位置，本应一家是靠近街头的四分之一，一家是靠近街尾的四分之一。但因为两家要争取顾客，他们都争取向街道的中央移动过去，直至两家商店汇合在街道的正中为止。这样，顾客的交通费用便增加了。

最近佛利民到中国时，我陪着他十多天，不断地讨论上文所谈及的制度问题。无论我们怎样翻来覆去，怎样给「资本主义」及「社会主义」下定义，在来来去去中，我们还是觉得：不管名称是什么，上佳的制度是会汇合在同一点上。我打趣说，这是贺泰伦怪论吗？

七十六岁的佛氏，果然宝刀未老，说：「不同的制度不是排列在一条直线上，而是排列在一个圈子的在线。」高手之见，果然不凡。我们于是同意：「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各有多种，而二者各选其最佳的，是会汇合于圈子在线的同一点。佛氏离港返美后，我从这「圈子」开始，再往深一层次想下去，发觉这两个「主义」还有另一点大同：最腐败的「资本主义」与最腐败的「社会主义」，也会汇合在圈子线的同一点上——不过是在圈子的另一端。如此类推，圈子在线余下来的还有两点是各走极端，我毫不犹豫地把大锅饭的「社会主义」放在一端，把抽取重税来扩大政府机构的「资本主义」放在另一端。于是，整个圈子都布满着大同、大异、小同、小异的制度了。

结论

在今日中国只争朝夕的时刻，我们应该摒除成见，论大同，修小异。二百年来，中国差不多在我所说的制度圈子的任何一点上走过了：有关的经验都使人难过！唯一没有尝试过的，是圈子的至善点。经验可贵，但在回顾时，我们毋须妄自菲薄。中国十年来的经济改革是朝着这至善点的方向，往前走去，能达到那点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既然可以大同，那我们就不必再有「主义」之争。清楚的权利界定与自由的市场竞争，是千真万确的最佳发展之道。既然中国的执政者不反对这两大方向，那又何必管它是什么「主义」，把经济改革大胆而又实事求是地推行就是了。

一九八九年后记

中国经济改革十年期间，我对其中改革发展的研究，已有八年日子了。能获取这种可贵的经验，是一个经济学者难得的际遇。虽然在这八年中因工作所限，我不能全力以赴，但总觉得在中国的问题上我曾老老实实地下过功夫，于心无愧。

天下无不散之筵席：中国这次举办「十年回顾」的研讨会很有意义，我写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大同》一文，并藉此来收笔，是挺有意思的吧。我说「收笔」，不是「封笔」。中国的前途问题我有机会还会写，但不会这样集中地下笔了。不少其它应写的文章，该办的事，我是应该多加顾及的。

研究中国经济，香港是最理想的地点了。六年多来，我差不多每天都得到大陆各地的有关信息。我很感谢赴大陆经商的多位朋友所提供的数据。更感谢大陆朋友及政府机构的不断帮忙。而我自己也尽可能到大陆各地跑，作一些亲历其境的体会，已不下百次了。可以说，我不容易相信我对中国经济整体的认识会比任何人少。单是这一点，中国对讯息的开放是可以肯定的。

屈指一算，一年来我发表了的文章，足够出版两本书。一本定名为《三岸情怀》因为除有关中国外，书内的文章也涉及香港及台湾的事。这些文章落笔比较轻松，比较「放」，有不少是散文、随笔风格的，所以大致上比较容易读。

另一本较薄的书，收集的文章比较认真，书名也就认真起来，叫作《存亡之秋》。这书是关于中国经改到了今天的重要关头，进既不易，退更艰难，难道中国会成为印度了？印度之路是走向亡国之途。

要是这两本书能如期出版，那么四年多来我算是出版了五本中文著作。这是不足以炫耀的。值得欣慰的是：在这期间我「发明」了将经济论文放开来写！无论是古典诗、文的辞句呀，广东话的俗语呀，白话的散文体呀，我都随着意之所之，照用可也。而其中有关「儿女情怀」的事，我也大可书而论之，与经济分析配搭起来，有时一挥而就，浑然一体，自觉写来畅快。

作者写得畅快的，读者读来也应该有同感吧。可以说，这种放开来写的经济学论文，在我是一种创新的尝试。要不是读者们「击节赞赏」，我胆子再大也不敢如此创新。所以在感谢读者之余，我希望同行的学者也来过瘾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