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历史上，我们没有见过像文革那样摧残知识的事——就算是在欧洲文艺复兴前的黑暗时代，也难以相比。既然没有历史的经验，我们就无法估计文革的后遗症。事实上，中国人的无知，是不能完全归咎于文革的。自古君主专政，逼令人民奉读圣贤之书，说什么三从四德，早就将中国人的先天智慧视如粪土。到了清末民初，梁启超及胡适等人曾将一潭死水吹动了少许，但跟着就是兵荒马乱，左革右革的搞了几十年。

自「解放」以来，中国对思想的约束与日俱增。文革只不过是共产教育推行得最彻底的一次经验吧了。姑勿论共产制度对经济的不良效果，单是这制度对知识的祸害，不管我们从哪一个宽大的角度看，都没有半点可取之处！不仅共产中国如此，所有其它共产国家也如此。在我们现有的日新月异、五花八门的日用品中，重要的科技发明可算包罗万象，但我总是想不到有哪一样是在共产国家内发明的。

更不幸的是，当中国闭关自守，推行共产政制，以马、列、毛的思想大事压制所有学术的几十年中，欧美的知识增长刚好是人类历史上最快的几十年。到今天，中国的知识水平，比起其它较为先进的国家，差别之大，恍若隔世！不仅是社会科学如此，其它科学及工程学也是如此。共产的「优越性」何在？

美国芝加哥大学的约翰逊教授（D.G.Johnson），在四度访问中国后，路经香港时，对我说：「假若你认为现在中国的知识水平低落，那么你再等十年吧！」约翰逊很关心中国的前途。他认为十年之后，目前在三、四十年前受过良好教育而寥寥无几的人将已老去，而文革期间的青年却到了他们的盛年。这其中含意着未来的无知而霸道的恐怖，很多外国学者都有同感。

在《没有兄弟姊妹的社会》一文内，我指出中国的人满之患并不是人多，而是多而无当。知识低落是中国的人口困难所在。在该文我又指出，中国目前的「一家一孩」政策，若再坚持下去，将来就会有无法补救的「举目无亲」的后患。以经济制度的改进来提高父母养育孩子的机会成本，积极普及知识教育，是解决中国人口问题的最可靠办法。

自由选业可助知识投资

关于知识贫乏的困扰，中国的执政者是知道的。几年来他们将门户开放，引进外国科技。经过三年的研究及修改，保障科技发明的专利法已开始在今年四月一日实施。同一期间，中国大量增加了大学的设立，容许了不同观点的书籍在市场出售。佛利民的某些著作的中译本，没有被删改（虽然在国内的一般书店不易找到）；而我自己的《卖桔者言》，在国内也可阅读（据说要公开发行仍有困难）。大学学位的争取已不再以政治背景为准则；交白卷的人早已无用武之地了。不久前北京又公布任何可自费出国留学的人，出境不会受任何限制。这些转变，是令人欣慰的。

但要推广教育，要广泛地提高知识，谈何容易！因为资源不足（包括师资）而引起的种种困难，是不能在短期内解决的。令人感叹的，是目前在国内仍然有着多种人为的障碍，使贫乏的资源在教育上得不到有效的运用。这些人为的障碍一日不除，要在二三十年内将知识现代化是不可能的。

我们可以将这些人为的障碍分为两类。第一类就是在共产制度下，人民没有选择职业的自由，知识的投资就不能依照市场的指引而自动自觉地发展。这个困难我曾屡次分析，而我自己认为说得最清楚的一篇是《知识与共产政制》（见《卖桔者言》一书）。这里不需要再谈了。在这问题上，我要在此顺便一提的，就是虽然我在国内曾遇到不少无心向学而又夜郎自大的青年，但求知若渴的青年倒也大不乏人。曾到国内讲学的朋友跟我自己的经验一样，就是在某些场合内遇到的一些中国青年，他们所表现出的求知态度，令人欣赏。可见中国只要能有自由的竞争环境，勤奋好学的青年就会大量涌现。

不要再搞思想教育了

我在这里要强调的另一种人为的知识障碍，是所谓「政治改造」或「思想教育」。因为要维护他们所推行的政制，执政者就将「思想教育」作为大前提，强迫人民接受。当然，假若推行的政制是受一般人民拥护的，这些「教育」就是多此一举。我认为要衡量一个政制的好坏，在大致上是可以用政府的「思想教育」多少来排列的。一个政制没有思想自由或言论自由，是因为政制本身不是众望所归。

虽然近几年来中国是比以前开放了很多，但到国内走走，跟学生或教师们谈谈，买报纸或开电视看看，我们就发觉到政治意识的「思想教育」，还是极其显著。经过了这么多年的不成功的「改造」，中国的执政者似乎仍然是相信人是可以被「教育」改为大公无私，仍然相信统战会对生产有贡献。不久前读到齐辛在《信报》写的《中国新十二诫》——五讲、四美、三热爱——令人啼笑皆非。

我对政治一无所知，不能对爱党爱国的各种「正确思想」与政权斗争的关系下评语。但在知识增长的问题上，「思想教育」有三个明显的害处。第一，人的脑子对知识的容量很奇特。它可能容纳得很多，多得惊人；也可能容纳得很少，有如石头。将一些与知识格格不入的东西塞进脑子里，脑子的容量就小得出奇。相反地，若放进了与知识相通或能起共鸣的东西，脑子的容量就会扩大。在这问题上，我不是根据什么生理学的见解，而是任何从事教育多年的人，都会同意若要教出好学生，第一步就是要将他们脑子里的废物除去。成功的知识教育不是要将大量的东西放进脑子里，而是要考虑放进去的是什么。要维护政制的「思想教育」与知识格格不入，对后者的不良影响是难以估计的。

第二个害处，「思想教育」是要人未经考虑就相信。这些强迫教育，与灵活思考水火不相容。有了不思而信的习惯，脑子就会硬化，比较深入的见解就无法领悟，创见更不用谈了。我不妨举一个我们熟知的例子。香港的学生良材美质，状元之材比比皆是，但因为自小受了硬性的「考试」教育，所以在国际学术上能占一席的香港学者就不多见。在一个以自由闻名的社会尚且如此，中国的「思想教育」怎会不抹杀了知识的增长呢？

第三个害处，「思想教育」是要花费资源的。国内的课程还有非选不可的「政治」课。更重要的，就是所有的传播媒介——电台、电视、报章——还是被用作政府的宣传工具。在目前的中国，人的普通常识可能比学术或科技知识还重要，而在资源贫乏的情况下，大众传播媒介是最有效的教育资源。在要急起直追的今天，中国怎可以还将宣传放在知识之上呢？

经济制度会影响知识的增长。这方面的改进，是改制度，要急也急不来。但知识却又是维护政制的代价。在原则上，只要执政者能决定不再以「思想教育」来维护政制，一个莫大的障碍就可以立刻清除。要改进制度，又要维护制度，这岂不是有矛盾吗？或曰：中国现在的「思想教育」，并不是维护制度，而是要维护制度的改进。但假若制度真的被改进，又何需要用「思想教育」来维护呢？胡耀邦及其它执政者坚持党教育的重要，但他们又显然有诚意推广知识。难道他们真的是不知道「思想教育」对知识的祸害？

 
二○○○年后记

此文发表于十五年多前，以今天国内学生求学的情况来品评，算是过时了。但我把它保留下来，好让我们能衡量国内十多年来的改进，也体会到好些无谓的约束还是存在的。

二○○二年后记

大约自一九九五年起，中国学生的学习气氛非常好，我平生所遇，只有美国在五、六十年代可以相提并论。虽然师资不足，读物难求，但因为有计算机网页的协助，中国学子的知识增长真的是一日千里。这是我近三年来对中国的希望向上提升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