芝加哥大学经济系主任约翰逊（D.G.Johnson）教授，于数月前偕太太及女儿在离开中国返美途中，路经香港，使我们有几晚聚旧的机会。约翰逊是农业经济专家，很关心中国的经济发展。近几年来他去过中国大陆讲学四次，他的女儿也在中国教了三个月英文。我和他们相聚，所谈的都是有关中国的经济问题。正如其它探访过中国的经济学者，约翰逊教授对中国也很失望。他问：「为什么一个制度可以把一个国家弄到这个样子？就算是执政者有心破坏也难以弄到这么糟！」

在谈话中，约翰逊太太提及北京新建的「香山饭店」。这建筑物是鼎鼎大名的美国华人建筑师贝聿铭所设计的，新落成时举世瞩目。但短短几个月后，约翰逊太太重游该饭店，发觉竟然面目全非。她问该饭店的中国管理员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但那些人却不觉得有什么不妥，有的甚至认为饭店办得很好。我听了这个惊心的故事，喟然而叹：「这是个香山并发症（Fragrant Hill Syndrome）！」

最近一期的《时代周刊》，对香山饭店有如下的描述：「虽然才建好一年，墙也裂了、漆也掉了、地毡也脏了，走廊满布厚尘。一个从事酒店管理的奥国人说，酒店管理之罪以此为最。六间厕所中四间漏水。你向他们要资料，他们却向你吐瓜子。真要命！」

我所提及的「香山并发症」，并不是指该饭店一经中国人管理，就弄得一团糟——这只不过是制度的效果，算不上是什么症状。我所指的是把该饭店弄得一塌糊涂之后，管理者还不知或否认有什么不妥，甚至还说是办得很好。这并发症显然有两型，虽然在观察上我们不一定能将这两型分开。第一型的染病者根本不知道好与坏之别，正如有些人听古典音乐，两个扩音器坏了一个也全不知情！第二型的病者是知情的，但因为政治或利害关系，他们不能不强作不知或违心地大声赞好。

在香港前途的问题上，中国发言人及某些香港人所表现的「香山症状」是很明显的。约翰逊教授告诉我，他在中国跟招待他的干部们谈及香港问题时，最令他惊奇的，就是这些干部对香港经济因政治不安定而恶化竟是毫不知情，也绝不相信。一年多以来，世界每个重要股票市场的指数都创下历史高峰，而香港的指数却乏善可陈。香港出口有很显著的增长，但汇率指数却如江河日下。中国发言人及某些香港的「知识」分子坚持这一切与九七问题无关。有指数的数据都能视若无睹，没有指数的更加是形势大好了。

从「香山饭店」及近来在香港的观察所得，我以为若中国政策不变，将来香港的主权转手后，无论经济怎样倒退，中国发言人仍会大事宣传香港经济进展神速。而他们要在香港找几个学者大声拍掌附和，看来只是举手之劳；就算是不举手，毛遂自荐的也将会大不乏人。我不明白的是，这究竟对中国有什么益处？这些人是爱国？还是害国？

年多前中国出版了三十多年来第一本统计年鉴，郑重地派了许刚先生到香港来介绍。许先生很客气，邀请了我们一些做经济研究的作批评。中国大力从事整理经济资料，是令人高兴的。虽然年鉴中所用的统计知识颇为落后，但万事起头难，假以时日，这些技术上的不足是会改进的。这统计年鉴内令我最瞩目的，就是有一个数字表，指出三十年来工业生产的每年平均增长率，中国大陆为世界之冠——日本也仅能屈居亚军。这并不是说中国滥造数字，但工业生产可用多种不同的准则来量度，明显地中国统计部所采用的是要加强表达自己优越性的。其它年鉴内的资料，有很多也显示同样的倾向。殊不知人民生活水平的高低，并不是由统计数字所能断定的。

我记得十二、三岁时读过一篇中文的文章。作者到法国巴黎参观一间美术博物馆，见到一幅很大的油画。画中描述法国跟邻国打仗，法军竟然被打得落花流水！这作者当时就问跟他一起参观的法国朋友：「法人好胜，何以自绘败状？」他的朋友答道：「激众愤，图报复也！」

要刺激生产，促进经济增长，除了私产及自由市场之外，历史上是没有见过其它的可靠办法的。几十年来，中国的赏罚方式层出不穷，而有较可取效果的，不外是些较近乎私产性质的经营。要刺激生产是中国目前的主要目标。撇开私有产权不谈，我倒要问：「既然要激众愤，何不自绘败状？」

后记

此文发表后三年，我有机会到香山饭店一行，认为约翰逊教授之言非虚。一走入大堂，白云石上就有一大片污水印，可谓奇观。这个由贝聿铭设计的大堂，气势俨然，是一流的现代艺术。然而，家具及植物的陈列，小气兼老土，令人啼笑皆非。那大概是十三年前的事了。

去年——一九九九——我有机会到上海浦东参观那里新落成的、高入云霄的金茂凯悦大酒店，把我吓了一跳。其设计之精美、其装饰的华丽、其房间的高级新潮，是我平生仅见。据说这家「六星」酒店也是由国家投资的。

是的，开放后，中国在某方面学得很快，快得有点难以置信。中国以往的不幸，是不为也，非不能也；是制度不济而胡作非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