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共产中国经济的研究发生兴趣，是始于一九六八年在芝加哥大学任职的时候了。该大学收藏了很多珍贵的书籍，百忙中我每星期总要花上几小时在那里的东方图书馆参阅。当时我正全力在产权经济的理论上钻研，很想知道共产制度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而碰上中国大陆的文革一个史无前例的、最极端的共产政制－－搞得如火如荼，所以我就希望能在一些大陆出版的刊物中得到一些启示。

很不幸，我翻了六大本关于大寨、四大本关于人民公社的书（是日本所编辑的大陆文章），页页都载满了「伟大」的术语，书中除了对毛泽东歌功颂德之外，内容空泛，不着边际，使我白白花了两个月的工夫也一无所获。其它的大陆报章及有关资料更令人反胃。可以说，在那时，我对中国大陆经济的研究，心有余而力不足；而同一时期在美国出版的多本关于共产中国经济的书，都不值一看。可不是吗？我自己懂中文，能找到大量可供参考的资料，尚且不明大陆的真相；而这些书的作者，只靠着数字图表之类的「阵势」，又怎能言之凿凿呢？我想，这些书都是废物！当时不仅我个人是这样想，其它较有份量的经济学者也是这么想。过了不久，经济学者对中国大陆的经济研究失郄了兴趣，多个学术基金会都一致地不支持有关的研究了。

是的，自一九五七年至一九七六年的整整二十年间，比较可靠的有关消息，还是得自那些生活于中国大陆的亲戚朋友的见闻。我所听到的每一件关于那里经济的事，都使人不寒而栗。虽然我希望那些传说并非事实，但五花八门的恐怖传闻如出一辙，其间并无矛盾、可疑之处，于是在心底里我知道：中国大陆是真的陷于不幸的困境中了。一个惯于作实证研究的人，对资料与资讯的真伪，有外人难以理解的触角，知道信口开河的资料是犯驳而站不住的。同类可信的恐怖传闻听得多，久而久之，就变得麻木了，对中国大陆也就失却了希望。

因此，到了一九七八年，那里有比较明显的开放迹象时，高斯与佛利民不约而同地希望我能对中国大陆的经济做点研究工作。我感谢他们的关怀，但提不起兴趣。话虽如此，一九七九年夏天，我还是回到广州及佛山去看看。这是一次难忘的旅程。所到之处，满目疮痍，二十多年没有见面的两位姐姐还是把我看作小弟弟般的款待我。而事实上大家都老了，提起以往，她们一字一泪地诉尽心中无限事。我也趁便到佛山的英华校址（现名为佛山一中）一行。从一九四五年至四八年，我曾在那里读过小学，睹物思人，向校长问起昔年的老师与同学：我提出五、六个人的名字来，所得的回答，都是饿死的饿死，自杀的自杀，就不再问下去了。

不管怎样说，共产政制的经验，确是不堪回首。在那次的行程中，我向亲戚朋友问了很多关于以往的事，问及他们现在（一九七九）的改进，也看到好些普通人的现实生活与干部的作风。于是，我对共产制度开始有些理解，虽然比较深入的体会，还是后来在多次的旅程与观察中才能得到。

一九七八年，我曾为英国的经济事务学术社写过一本关于共产经济的小册子。他们知道我在七九年到过中国大陆，就急不及待地要我写一篇题为《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吗？》的短文。我左「推」右「搪」了很久，结果还是在八一年执笔，写了初稿，长达数万字，他们在八二年以小书的形式出版。我反对用「资本主义」这一词（他们坚持要用），不过，我却推断了共产中国会走向近乎私有产权一般人认为是「资本主义」）的道路。在那小书内，我推断在中国大陆会发生的事，可说「百发百中」了。就这样，我就莫名其妙地成了一个「中国专家」。

《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吗？》的中译，是本书的第二部分。这中译是不够完善的。翻译有时比创作困难得多，更何况译文的初稿不是由原作者亲自动手的。但我认为，对中国大陆经济有高度兴趣的读者，最好先读这一篇长文，且不妨多读几次。

在白纸黑字上推断了什么会发生，就如买了股票下了注的人一样，当然对有关的一切特别留心。此所以，从一九八二年起，我对中国大陆的改革，以及改革过程中无可避免的困难，不断地观察、调查、思考；也在中国大陆的经济问题上写过八、九十篇文章。

拙作的《卖桔者言》一书内，与大陆有关的题材，虽然几乎占了一半，但正式针对大陆而写的文章，还是由此书－－《中国的前途》－－开始。八四年十月至八五年五月的七个月内，我一共写过二十一篇。《为一丝希望写文章》是当时最后的一篇，可说是我心目中的代序，故置于本书之首。其它二十篇我就不再分门别类，而以发表时的先后来处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