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与中国之间历来的关系，是少有的传奇故事。但可能因为香港是弹丸之地，既无可战之兵，亦没有在国际上有半席之位的政客，历史学者总认为香港不值一提。外国的小说作者倒是不肯放过香港的。但小说归小说，奇的不传，不奇的却传得奇哉怪也。

香港的神话

甲午（鸦片）战争前后史实的资料，在美国某些图书馆内是极详尽的。在大学念书时，我曾经花过三个月，用这些资料写文章。一般人都不知道，鸦片战争是因为英国政府取消东印度公司的专利权而起的，与鸦片无关。这件事，东印度公司的年谱及怡和公司两位始创人之一的JamesMatheson给英国政府的信，解释得很清楚。林则徐若不烧鸦片，那场仗也是一样会打的——这并不是说英国是做对了。广州几间「公行」垄断了中国的外贸，而多个英商只能与一间公行贸易，英国的商人就纷纷建议政府用武力强迫中国开放。鸦片呢？在南京条约后，鸦片进口畅通无阻，竞争激烈，利润就直线下降。到了国民党时期，中国的官商知道不管制入口无利可图，鸦片于是又再被「严禁」。

中国在第一次（南京条约）开放后，外商抢先与中国贸易而弄到焦头烂额，跟最近几年来的第二次开放后，外商与中国贸易的经验，有很多相似之处。要写一本有趣味的书的人，不妨考虑去翻阅旧载，以生动的文字叙述第一及第二次开放后的无知而乐观的外商的故事。除此以外，香港在战前的发展史是不容易写的。这是因为在沦陷期间，日军将绝大部分的档案毁灭了。

自光复后，香港就进入了另一个传奇时代。几十年来，大量难民的涌至及迅速的经济增长，是经济学界内有名的以资源短缺而有大成的例子。但香港的发展有很多地方是被人误解的。例如许家屯不久前在国内的一次讲话中，认为香港在五、六十年代的经济水平跟大陆差不多；香港的迅速增长是七十年代的事。这观点是不对的。在解放前香港与广州相若，但自五十年代初期起，香港的经济增长就远胜中国。国内的人很喜欢以高楼大厦作为经济增长的「指标」——许社长可能是被大厦的多少误导了。他可能不知道除了一两间建筑物（如旧的上海银行），香港政府是到了一九五五年后才准许兴建五层以上的楼宇，而在一九六二年所改的建筑法例又犯了大错，使不少大厦建了一半就停止下来。虽然我找不到许社长那次讲话的全文，我认为他言下之意是对的：假若中国能将制度现代化，其经济增长率会很惊人。

举另一个例。多年以来，我们听过不少关于香港因为各种「特殊情况」而有惊人经济发展的神话。年多前，中国的经济学者钱俊瑞到香港视察后，也就将这些「特殊情况」重述了（见《卖桔者言》内的《评钱俊瑞的香港观点》）。但毕竟这些神话近十年来是越来越少听到了。这不是因为香港的情况不「特殊」，而是因为这些情况的转变，比起其它地方类似或不同的经验，人们都体会到香港的发达是不可以「特殊情况」来解释的。这不是基于什么理论，而是事实的矛盾不可能持久。

是谁影响谁了？

自邓小平复出后，香港与中国之间的传奇故事更是说之不尽。在一方面，中国要搞统一，引起了九七问题。因为中、港的制度截然不同，将来演变得怎么样，学者们是不会放过的。在另一方面，中国开放后香港能对她所作出的影响，也是引人入胜的。今天大字标题的「一国二制」，九七之后，会不会变成一国一制呢？香港的人口只有中国的二百分之一，土地千分之一，但财富却达六分之一。将来被影响了的究竟是哪一边？

在两三年前，一般人认为香港对中国的主要贡献，是替后者赚取外汇。在当时，估计中国经香港而得的外汇数量是一个热门话题。但这个老生常谈的观点，是越来越少有被提及了。这显示大家都体会到香港与中国之间的经济关系是多方面的。外汇是次要的。假若中国还是闭关自守，坚持共产政制，外汇再多对她的经济也推动不了。但假若中国推行经济开放，改革制度，重视市场，那么她就要走任何开放经济所走的路：依赖他人而专业增产。说得好听一点，就是要经市场而与外人合作。「合作」与「依赖」是同一回事。香港的发达，就是制度促长了依赖他人而图利的机会。

香港是世界上唯一的中英文并重的大城市，且刚好在中国的隔邻。中国要找外贸的中间人，要引进科技及外资，要招用人才，香港都担任重要的角色。昔日重视外汇的观点日渐式微，反映着中国的经济开放。又因为中国对外间封闭了几十年，对市场也封闭了几十年，一旦推行经济开放，在开始总会有一段长时间是要多「依赖」外人的。因为地利人和之便，香港能作出比其它地方有更大的协助是很自然的。但在中国改革制度的过程中，香港在讯息上所能作出的影响力，可能比贸易合作更重要。

远在五年前，我就认为若中国能坚持门户开放，外间的讯息就会使她难以维护共产政制。香港是最重要的示范单位。这个被佛利民认为是世界上市场最自由的城市，被一般经济学者认为是经济成功的突出例子，与中国不仅是近，而且是亲。十居其九的香港人都有亲戚在国内。近几年来，单是新春时节，就有数十万港人回国省亲，锦衣日行！

亲朋戚友的联系，可能是传达可靠讯息的方法中费用最小的。在文革期间，中国的执政者要用多种的恐吓手段来加强竹幕的封闭——我们都记得十年前跟国内交流的书信是怎样写的。在今天，虽然还有不少人因为以往的经验而不敢直言，作茧自缚，但中国对外间讯息的开放是确实的。这讯息之门开得很大，转眼之间，已是六、七年了。要将大门关闭既不容易，就算能办到，也绝不能洗却这几年间国内的人对香港的所见所闻。我以为中国对外的讯息大门是不会再被封闭的了。

不是制度是什么？

从来没有一个共产国家能像中国那样将讯息的大门开放，也从来没有一个地方能像香港对中国那样有说服力。这不仅是因为「亲」、「近」的缘故，不仅是因为香港也有人满之患，而更因为过半的香港人是从大陆出来的。将香港与中国相比无可避免。三年前，有四位知名的经济学者访中国后路经香港。我问他们：「怎么样？」大家相对无言，过了良久，他们不约而同地轻叹：「不是制度是什么？」因为制度不同而引起的区别，可不是只有经济学者才能体会到的。一个「世界级」的经济学者到国内讲学，可能比不上一个在几年前偷渡来港的散工回乡省亲来得有说服力！

近两年来，中国着实是发了香港热。研究香港经济的组织如雨后春笋；到香港视察的大陆人比比皆是（读者不妨在星期天的下午到山顶看看）。香港两间大学要招呼的国内团体，差不多是无日无之。因为工作关系，我自己也接待过不少。在跟这些新朋友闲谈中，我发觉他们对香港的经济衷心佩服——香港哪样工商业是世界第一，哪样是第二、第三，他们比我还清楚！（正如美国游客比我清楚虎豹别墅是怎样的。）更重要的，是他们显然开始知道生活水平的不同，主要原因是经济制度不同。

当然，关于香港制度的讯息，国内人所知的不一定准确——香港本身的居民也大都是一知半解。另一方面，一个知识落后的民族，从早到晚仍然被政府大事宣传社会主义的优越，可靠讯息的蔓延就需要长久的时间了。但理论归理论，理想归理想；活生生的事实所给人的印象是驱之不去的。关于中国讯息不足的困扰，我实在想不到有哪一种办法能比香港更有说服力。假若香港的示范对中国起不了重要的讯息作用，其它办法就不用谈了。

我一向认为中国在制度改革的路途上只有两个障碍。第一个障碍是既得益的干部不会轻易地放弃他们的特权；第二是缺乏不同制度的讯息。在后者的问题上，因为香港的存在，我们是有理由乐观的。我常说，共产制度从来没有跟真理开过战；假若这二者能有一次面对面的较量，我要赌的钱是放在真理那一边的。对中国，香港闪着一点真理的火花。星星之火，可以燎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