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在香港跟几位年轻的女记者闲谈，东拉西扯地谈到邓小平、赵紫阳等风云人物，她们问我认为自己将来在历史上的地位会怎样？我毫不思索地回答说：「将来的历史肯定不会有我的名字，但对历史的影响我可能比大名鼎鼎的中国执政者多一点！」这把她们吓了一跳！我于是解释说，历史事件是由执政者创造，但历史却是由我这类人写出来的。将来写中国历史的学者，或多或少会参考一些我现在写的文章。

是的，一个没有意向改造社会、没有使命感的人，在这个有意义的年代，在香港这样「特殊」的地方，以学术文字作一点历史的见证，替将来的史学家提供一点资料，是轻而易举的事。这些文章所用的资料不必详尽，但作者所表达的要明确，对事实的判断要中肯，分析要客观，而又要不畏权势，真情实感地落笔。

当然，不管怎样说，我们的记载或观点是有错漏的。这些错漏，将来的学者会明白，会加以修正。但我们的思想与文字不可以忽左忽右，更不可以将事实歪曲。前后一贯、知错认错的文字有说服力，后来的人是不会置之度外的。

我对「统一大业、光宗耀祖」的言论一笑置之。我认为欧洲在历史上能有骄人的文化，是一个奇迹（无论是音乐、绘画、雕刻、建筑、小说，与科学上的发明，中国都不及）。这要归功于欧洲多国的互相竞争。中国大陆、香港及台湾鼎足而三，没有什么值得反对。但北京的执政者要谈统一，是他们的权利。究竟将来这「统一大业」会搞成怎样，我没有水晶球，但在中国大陆大事进行经济改革的情况下，其所引起这三个地方的微妙转变，却是很有趣味的事。

从经济、文化或政治的角度看，大陆、香港及台湾都有很多不同之处。我曾经在美国生活了二十五年，算是三岸以外的中国人，回来香港看三岸比较典型的，其感受应该比较特别。人的自私本质不会变，但在不同制度的不同局限条件下，培养出来的品性颇有不同。从个人的口味来品评，三岸的中国人都有点难以描述的「奇怪」处，正如他们看我也应有同感。但与其将自己不喜爱的刻意批评，不如实话实说：我认为既然大家是好朋友，我就应该写一些朋友之间要说的心中话。集子里的文章在报章上发表时，这三岸读者的反应，使我很感动。

《三岸情怀》所收的文章，除了两三篇外，都不是长篇大论的经济分析。在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捩点上，我曾因时因事写过不少分析的文字，作点见证。可是，我觉得也应写一些个人的价值观，发一点牢骚，说一点喜爱，或者表达一下我对中国人的感受。这种文章不能向坏处想：自己讨厌的人与事，下笔就难以轻松畅快了。而我也不敢单向好的那方面看。自己认为应该批的就批，应该赞的就赞，或伤感，或喜悦，我都随着意之所至下笔。但文章内没有怨恨，更没有恶意：既然是朋友，恨、恶的文字我是写不出来的。

一些朋友问我，自己认为平生最成功的是什么？这是个有趣的问题。我曾在很多方面下过功夫，大有不负此生之感，但自觉足以炫耀的「成功」，还是自己的两个孩子。我对他们很少管教，即使他们在学校是哪一级我也不清楚。但毕竟他们是长大了，把我当朋友看待，有要事时找我商量，不同意的就据理力争，闲时大家一起谈谈天，说说笑。虽然这些倾谈的时间不多，但从他们的表达中，我知道他们求学的事我是不需要干预的。他们的童年是比我昔日快乐得多了。快乐而好奇，活泼而勤奋，知所适从，懂得先后，这些，我要教也教不出来。

我欣赏自己的孩子，也同样欣赏大陆、香港及台湾的青年。香港的青年有干劲，大陆的求知若渴，台湾的懂世事。从青年那方面看，三岸的情怀着实温馨。我常在想，他们到了中年，会不会近墨者黑，变得言不由衷，阿谀奉承，市侩得怕人？我不能期望他们会有我屡遇明师的际遇，只希望他们的政府会为他们大开机会之门。不管怎样说，他们这一代是比我们那一代棒得多了。

在中国经济改革搞得如火如荼的时刻，一位我认识了二十多年的朋友——米尔顿·佛利民——要到中国大陆和香港一行。其实不是他的学生，但因为曾经熟读他的著作，听过他的课，做过他的同事，跟他辩论过很多次，知道他为人的风度，我对他是衷心佩服的。我是个没有偶像的人，但二十年来，我治学的态度是以佛利民为典范。当然我知道他举足轻重的地位，但吸引我的还是他那种思想奔放、言行一致的气节。自史密斯以后，二百多年来，没有一个维护私人利益与自由的学者，比佛利民更具广泛的吸引力。他要到中国大陆去，我是不能仅仅作一个为之打气的旁观者。我亲自陪他畅游大陆，到北京走走，在兴奋与疲劳的交替中，我得到的是另一种情怀。佛氏之行，我写了好几篇有感而发的文章，其中三篇被收在这本书内。

书内关于台湾的那部分，是因为蒋经国逝世的引发而写起来的。我与蒋氏仅有一面之缘，知之甚浅。然而，蒋氏之死使我感慨良多，不能自已地作一点表达。这悼文被世界各地转载了起码七、八次，获得读者这样的共鸣，是我意想不到的。其后台湾所发生的火鸡事件、股票风波，以及对大陆经济交流的问题，我也躬逢其「会」地加以评论。这些文章在台湾报章刊出时，搞得满台风雨，也是我意想不到的。

我不认为我是一个哗众取宠，或是一个「语不惊人誓不休」的作者。但文章要有内容，要有趣味，要可读——这些是老生常谈了——而为人师表，总希望自己的文章能使读者增加一点知识。至于为什么这样的文章会引起「波动」，我就不容易知道了。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在今天「三岸」的敏感发展中，一个从「第四岸」回来的中国人的情怀，比较特别，读者会觉得是过瘾一点吧？

而我自己为了过过瘾，就破例地写书评、影评、摄影评，也老实不客气地谈论文章之道。「瘾」是过了：一些朋友认为我「捞过界」，连影评也下笔，但影评也被台湾及美国转载，他们就无话可说了。其实，我那篇《末代皇帝》的影评不是影评，而是藉「影」来评中国的不幸。至于评简庆福的摄影及林行止的书，我倒认为自己是大有资格的。

令我遗憾的是，关于香港的那几篇文章，我下笔时心境难平，写来就不大轻松了。今天的香港与昔日的不同。曾几何时——是一九八四年吧——我发表了《向港英致敬》，得到读者的广泛支持。要是我今天还这样说，他们会怎样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