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曾经是我的学生而现在是经济学教授的朋友，最近与我谈起近十多年来的经济学发展，说像我这样的经济学者，是属于恐龙一族。其意是，我所用的经济学在世界上快要绝迹了。

在医学发达的今天，六十岁不算「老」。回想三十余年前，自己作研究生埋头苦干，历历若前日事；而其后我对经济问题的思考从未中断，怎可以一下子变成陈迹呢？

在外国问津经济学的中国学生中，我可能是最幸运的一个。当代的经济学大师我差不多都认识，其中好些很相熟。这些大师一般比我年长二十多岁，是长一辈的风云人物。我所知的经济学是直接受他们的影响的。这样的际遇，即使美国本土的学生也不易有之。无奈好景不常，过不了十五年这些前辈都先后退休了。

年纪与我相若或比我大一点的经济学后起之秀，能继承那些前辈之传统的不是没有，但数来数去只有贝加（G. Becker）、卢加斯（R. Lucas）等几个人——这与人多势众、声名显赫的上一辈（如森穆逊P. Samuelson、佛利民M. Friedman等）相比，远为不及矣。

一九七三年，贝加到西雅图与我相聚，我打趣道：「爱因斯坦跟太太离婚，合约写明将来获诺贝尔奖要分奖金给太太，那是说，对获奖的机会是相当肯定的了。你应该比爱因斯坦还要肯定，可以到银行洽商，把未来的『诺』奖抵押贷款，先花未来钱吧！」他笑了，笑得有点自豪。幸好他没有听我的话去做，因为他竟然要再等十八年才获得该奖。

在那次谈话中，我问贝加：「佛利民的后一辈能与他相提并论的，就只有你和其它几个人，你担不担心若干年后，经济学会因为人材凋零而变得一蹶不振？」他的回应是，不会的，因为学经济的青年越来越多，聪明才智的屈指难算。

贝加说的新天才人多势众，本来不错，但他们重技术，轻内容，与以内容为主、技术为副的前辈传统脱了节。于今看来，贝加自己也是恐龙一族！

我是洛杉矶加州大学最后一个可以不选修数学而还能获博士的学生。我也曾在两篇经济论文里以数学引证过，但献丑不如藏拙，之后就再没有用方程式了。这逼使我执笔时集中在内容的构思上，推理时一次又一次地采用那最简单的几个基本概念与定律，但求清晰明确，而对真实世界的认识则尽量深入。

二十年前，一位经济学朋友问史德拉（G. J. Stigler，今已故）：「数学对经济学有多大的重要性呀？」史老回答说：「这是个愚蠢的问题。当今之世，不用数学而站得住脚的经济学家只有三个——高斯（R. H. Coase）、艾智仁（A. A. Alchian）与张五常。」史老兄有点胡涂了。经济以数学来引证，是锦上添花，但数学本身却不是经济学。史氏本人懂数学，但用得很少；贝加等传统学者用得多一点，但主要还是以内容为重。于今看来，史德拉也是恐龙一族。

史德拉平生最推崇的是二百多年前的史密斯（Adam Smith）。史密斯什么数学也不懂，但内容的充实与精彩，我们难望其项背。去年夏天，在西雅图与艾智仁相聚，我说：「为什么今天的年青经济学者，若走史密斯的路线就难以找到学术工作呢？如果三十多年前的经济学像今天那样，我是决不会选读这学系的。」他回答说：「我也不会。」这是恐龙的对话了。

恐龙一族，可不是经济学独有的。一九六九年，在芝加哥与舒尔兹（T. W. Schultz，后来获诺贝尔奖）的一次谈话中，他引述了一位物理学名家的一篇大发牢骚的文章，说物理学因为重技术、轻内容而变得面目全非，使该名家觉得自己是恐龙一族。

科学之外的「恐龙」也是有的。友好黄君实是其中之一。黄兄比我年长一岁，是一位鉴赏中国古书画的专家。他在大学进修的是艺术史；到日本工作，学日文，为的是研究日本所藏的中国古书画；在美国博物馆工作，又是那一套；今天在佳士得拍卖行主持书画事项，对古书画的观摩更是无日无之。数十年来，日以继夜，由于兴之所至、经验累积而专于古书画的，当然不止君实一人。然而有他那种机会的（在中国文革期间看古书画，可能会被杀头）着实不多。像王季迁那样因收藏古书画而成鉴赏专家的，应该还有几位，但他们是君实的前辈了。

近几年来，我学人家收藏了少许的中国古书画，心惊胆战。我对君实说：「看年青一代很难有你那样的『古』风，那么若干年后，我今天的收藏岂不是血本无归？」他的回应，是后起之秀有的是。

像史德拉一样，君实也有点胡涂了。我遇见过几位对古书画夸夸而谈的后起之秀，他们对古书画的认识，比我这个几乎完全不懂的人还要知得少。连毛笔也没有执过的后起之秀，说自己是中国古书画的鉴赏专家，岂不是有点莫名其妙吗？

难道今天的中国古书画，往往不及近代的作品值钱，是因为市场早已和我一样，意识到，像黄君实这类专家，是恐龙一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