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二十日的《苹果日报》有一个大字标题：《罗范椒芬舌战张文光》。顾题思义，这是关于政府资助教育应多应少或应加应减的「舌战」了。罗范椒芬是教育统筹局局长，是政府的人，面对赤字财政，要节省教育资助是很自然的。张文光是教协头头，代表教师公会，要增加政府教育资助不仅自然，而且多多益善。

你要加，我要减，毫无原则的争议，「舌战」一百年也不可能得到有意思的解决办法。我说没有原则，是一方面为教师争取收入，这是与资助教育的本意脱了节的；另一方面要减少支出，也与资助教育的原意脱了节——难道政府大有盈余，就应该乐善好施，大花纳税人的钱？

衡量政府资助教育的或多或少，有两个原则是没有谁可以合理地否决的。

第一个原则是资助教育从来都是指资助学生——尤其是热衷于求学但出不起钱的学生——而不是指资助教师或学校的。当然，政府资助学生，对学校的员工及教师会有好处。但学校不是出粮机构，他们的存在是为了出售知识，学生是顾客。把钱交到学生手上，指明只限于求学的用途，就是资助教育了。至于学生要学些什么，要进哪间大学，到哪个地方去就学，一般来说，其选择愈自由愈好。

今天香港的情况本末倒置，资助的钱交到学校去，学生顾客没有什么发言权，而校方出售的知识是否有所值，没有市场衡量过。要是资助教育的本意是资助学生的话，那么老实说，张文光先生就没有什么资格在这方面发言了。他不是代表学生工会，而是代表教师工会的。但资助教育可不是资助教师，是多是少教师及他们的代表无权过问。

不要误会，我不是在搞什么文字游戏。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有好些城市的市政府认为儿童是应该多喝牛奶的。政府于是资助儿童喝牛奶，把换奶的凭券交到儿童的父母手中。如果当年美国的市政府把资助牛奶的钱交到牛奶商人的手上，读者认为会怎样呢？

要争取多一点政府的牛奶资助，出声要求的人应该是儿童或儿童的父母，而不是牛奶商人。当然，当年在美国，有不少牛奶商人像张文光先生那样，跑到政府作说客，但那是令人反胃的政治活动了。事实上，有些城市中了计，要政府把牛奶钱交到商人的手上，换来牛奶价格管制，一塌糊涂，最后是取消牛奶资助。

第二个资助教育的基本原则，像资助牛奶一样，是教育的所值要以市场的判断为依归的。教育不是什么神圣不可侵犯之物：在市场不值钱，说得怎样高深，怎样曲高和寡也无补于事。君不见，今天美国前二十五名的大学，差不多全部是私立而在市场出售教育的。

如果你是爱因斯坦，要研究市场没有价值的相对论，而你自己又没有家传的钱，那么你要找点外来的研究金是不难理解的。在美国，好些富有的人的基金或政府设立的基金，可以接受一个研究者的申请，而香港政府对大学所供应的研究金大为可观，在比例上远高于美国。但这些是资助没有（或看来没有）市场价值的研究，不是资助教育。我们要资助的教育，是教育本身有市值，只是我们认为需要购买而又乐意购买教育的人出不起钱，政府就随缘乐助了。

不要以为有些学问或教育大有意思，对社会大有贡献，但在市场卖不起钱，所以政府就应该资助这些教育了。你可能认为医学呀、工程学呀、金融、经济等等教育有市值，而文学、艺术、历史之类，很重要的教育，没有市场，是需要资助的。这观点不对。要是查良镛讲中国历史，董桥讲文学，黄君实讲中国艺术史，黄永玉讲中西艺术比较，黄苗子讲八大山人——收入场费，你会见到我付钱聆听。在美国念研究院的儿子告诉我，在他的大学，凡是值得聆听的学术讲话，例必高朋满座，要收入场费是没有困难的。

以我熟知的在香港的大学教育而言，绝大部分的学系是有市场价值的，但学生上课的习惯非常差。这一则是免费的学习搞不起学术气氛（据说外间的中学补习社交了钱的学生一定到），二则是老师的教法提不起学生的兴趣。香港的大学的一个不容易解决的问题，是自然科学（如物理等）的市场需求甚小。这些是我个人最佩服的学问，但在香港的就业市场，一个物理学毕业生不知道到哪里才能找到与所学有关的工作。

我说过好几次了：政府应否资助教育，是主观的问题，我们不能以客观分析得到答案。但如果我们认为必须资助教育，那我们就要按原则从事，不可以多呀少呀地乱说一通。我们要把研究的资助与教育的资助分开（香港政府是分开的，但到了大学就起了混淆）。我们要明白资助教育，是资助学生，不是资助学校或老师（这一点，香港政府大错特错，因为我们采用的是「直资」，把钱直接交到学校手上）。我们也要明白教育或学问是一种产品，其价值是要以市场为依归的——教育既不清高，也不神圣。然而，在庞大资助下的香港教育，因为市场顾客没有发言权，也没有选择，教育的概念变得「清高」、「神圣」起来了。

无论怎样说，来来去去我们只有一个结论：要资助教育，能遵守上述两个基本原则的可靠办法，是推行学券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