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伯替史密斯的《国富论》写序，是史氏身后的有名序言，竟然高举马克思，不知是（扌罗）景还是赠庆，给史德拉破口大骂。然而，名序还是名序，该序言起笔说时代影响了史密斯，跟史氏影响了时代。这起笔的一长段哲理纵横，文采斐然，掷地有声，是我作学生时喜欢背诵来学英文的。

没有错，时代影响人的思想，而大时代的转变会出现思想大师，有巨著。十八世纪英国的工业革命影响了史密斯，写成了《国富论》；十九世纪欧洲的贫富悬殊影响了马克思，写成了《资本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影响了凯恩斯，写成了《通论》。然而，我很怀疑这些大师及他们的经典巨著真的影响了跟而来的社会发展。

无可否认，在一个大时代的转变中，适合时宜的思想会使其作者大名远播。这是时势造英雄。我的疑问是英雄究竟可不可以造时势。不合时宜肯定是不能的。问题是：「合时宜」可使作者大名，但大名又怎样了？政府的政策会否受到这些思想家的影响呢？我认为不一定，多半不会，但因为「合时宜」，思想家会被执政者或压力团体利用。

马克思时代的欧洲我没有调查过，但凯恩斯的存在与否似乎对大政府的出现没有连带关系。当时举世都有大政府的趋势，他的被阐释为支持大政府的理念被利用了，要是历史拿开了凯恩斯，这趋势及跟而来的发展应该没有什么不同。

二十世纪的佛利民（M.Friedman）倒转过来，看到大政府的不济，受到影响，发表了他的自由经济言论。我认为如果一个思想家真的影响了社会的发展的话，佛老是首选人物。他的自由主张起于大政府如日方中之际，自己所到之处，多国元首倒屣相迎。然而，私下间佛老说，他对政策的影响近于零。他拿出的主要证据是他先后出版过两本类同的书，一本是《资本主义与自由》（一九六二），另一本是《自由选择》（一九七九），相隔十七年，前者卖不出去，后者是美国全年非小说的畅销书之首！他认为是时代的转变使他成为举世知名的公众人物。

一九六九年麻省理工学院的度玛（E.Domar）读到我刚出版的《佃农理论》，来信说，该书若早出十年会在经济发展学中很大名。今天我想，如果早出十年，该书不会对合约分析有影响。一九二四年奈特（F.H.Knight）清楚地提出了高斯三十六年后所说的，但当后者以略为不同的角度再说，就有了高斯定律。海耶克（F.Hayek）在四十年代就提出讯息费用与市场的关系，但史德拉（G.J.Stigler）的讯息费用论点于一九六一年提出，八二年拿得诺贝尔奖。不合时宜的思想怎样精彩也会被埋没的。

我对大名没有兴趣，但如果有兴趣我是最幸运的人。比时来风送滕王阁还要巧合，八十年代初期我开始对中国的问题以产权及交易费用的理念分析。那时国内的书店中，有关马克思的书籍满布厚尘，而西方经济学者引进的生产函数理论，早从苏联进了口，卖不出去。

思想是要有顾客愿意付出考虑或时间之价才能卖出去的。当他们不知何去何从，对思想饥饿，你只要拿出一些他们早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解释，他们就狼吞虎咽了。

时间（指社会当时的情况）决定思想的普及，但思想的普及不一定影响社会的发展。去问佛利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