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在《还敛集》发表《中国青年要听史德拉的话》，劝导后学的不要花时间去写无聊的漫骂文字，不要单为批评而批评，也不要轻易地认为一个大师的分析是错了的。最后我引用嘉素的座右铭：不能以无胜有！这是说，如果你自己没有任何理论或观点在手，只因为不同意别人而开口，是必败无疑的。

发表了史氏之说后，想起几篇国内青年的文章，长篇大论，旁征博引，东拉西扯，左评右评，但重点老是拿不准，使人有一知半解的感受。书是读过不少的，引述的名家甚多，看来是读中译本，或从什么百科全书的中译搬出来。重点拿不准可能是因为学得不通透，也可能被误导了。书读得多可以愈读愈胡涂。一知半解算不上是学问。让我举一些例子吧。

首先要说的是国内的青年似乎很喜欢科学方法论，而关于这话题的纠纷不少。然而，整个科学方法论，不管争议如何，只有一个简单的重点。那就是不可能错的理论，不可能有内容。你同不同意呢？不同意，我不能跟你研讨科学方法，多说一句也无聊。如果你同意，那么所有研讨都要环绕着这重点分析，转来转去，可以简单地写数百字，或洋洋大观地写数十万字。如果你说不同意我的分析，是认为我脱离了上述的简单重点吗？是认为我从重点引伸出来的分析在逻辑上有错吗？还是你根本不知道这重点的存在，或知其存在而不知其重要？我认为国内今天大论科学方法的，一般不知重点。这变得一知半解，人云亦云，非学问也。

另一个例子是几年来在国内吵得热闹的经济学话题：需求曲线与需求定律。任何念经济的学子都知道，需求曲线可以向下也可以向上，而需求定律是指这曲线只能向下——价格下降需求量一定增加。这里的重点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你要不要需求定律？如果说不要，我不会跟你谈经济，因为没有需求定律的经济学我完全不懂。如果说要，那我就可以跟你研讨怎样挽救这定律，有哪几种方法，孰优孰劣，而我自己所选的是哪个方法。这几年在国内的关于需求曲线的争议，一般都没有提出那简单的重心问题：要不要需求定律？忽略了重点，怎样学也是一知半解，非学问也。

学术话题通常是有重点或重心的。学问之道是一入手就要设法找着重点，紧握不放，然后加上变化及分析。困难是找重点不容易，好些时看差了，拿错了，浪费不少时间。另一方面，一些所谓学术太不成话，没有什么重点可言，使入门的人如瞎子过河，摸来摸去也摸不准，其知识投资血本无归。五十年代的经济发展学说，六十年代的界外效应（externalities）学说，都是这类费时失事的话题。

今天国内的青年没有我昔日的际遇，先拿重点的求学方法远为困难了。且让我举出三个国内青年普遍地遇到的找重点的困难，提出一些补救的办法。

（一）译本不善。翻译是非常困难的工作。批评他人的译作容易，但可不是说自己会译得更好。我在国内的书店翻阅过一些经济学的中译，不以为然。有三个地方很头痛。其一是术语的翻译。术语通常代表一个概念，没有详尽的阐释不容易译得明白。其二是例子的使用。外语原著的书用外地的例子，中国的读者不一定知道是什么。不清楚例子究竟是怎样的，拿不准，译本读来就有点胡涂了。其三是外国作者所下的、作为点缀文字的闲话，尤其是俚语。文化不同，这些译出来不容易真的看懂。

补救译作不善最可靠的办法，当然是学好英语细读原著。今天国内研究院的优质学生，英语可以应付，但较弱的就有麻烦。英语很难学，但还是要学的，急起直追吧。奇怪，数学、物理、化学等译作大致上都没有问题，可能是因为引进甚久，且参与者众。

（二）操之过急。我年轻时也有这缺点，学术搞得轻浮，二十七岁之后才痛改前非，稳重下来了。今天，国内的青年好些像我当年那样，操之过急。这种轻浮态度的起因，是把学问看得太容易了。学问虽然说难不难，但说易则永远不易。修改操之过急的坏习惯是比较容易的。少读无足轻重的书，节省时间，把精力集中在重要的论著上。重要的要读之再三，反复思考、衡量。只要能非常慎重地读过几十页重要的作品，体会到其含意思的不同层面，你的轻浮态度就会一下子改过来。

（三）缺乏明师。这点最头痛。有大师指导一项学术话题的重点，节省的时间以年、月算。这就是中国文化所说的指点迷津了。大师之见不一定对，但既为大师，怎样说也值得后学的考虑。记得作研究生时，我细读一篇重要的论著后，认为自己掌握了重点，必定找有分量的老师印证。老师的观点相同，自己对所学增加信心。但有时老师认为我把重点看错了，自己要反复衡量。高明的老师，往往把我看到的重点修改一下。

缺乏明师的补救办法，是多找有同好的同学，成立小组日夕研讨。所谓一人计短，二人计长。我的经验是小组研讨非常有效，不比明师指导差很远，有时甚或胜之。历史上有好些伟大的学问或造诣，是由一小撮青年聚在一起，吵呀吵地吵出来的。

是一个奇怪的现象。只要你能把一项学术话题的重点拿得准，紧握不放，无论你怎样加上变化，甚至有点乱来，其效果皆学问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