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连收到两封老朋友的信，读来伤感。

第一封是高斯（R.H.Coase）寄来的。九十二岁了，没有儿女，搬进了老人院。他说自己行动不方便了，而两年来太太进了八次医院。没有再提经济研究的事，只说希望还有机会读到我那书分三卷的《经济解释》的英译。多年以来，高斯关心中国，我希望他能到中国一行，接受那里的学子站起来对他拍掌。但他说他和太太的情况是不能作长途的旅程了。

另一封是佛利民（M.Friedman）寄来的。九十岁了。信中说他们在加州海滨的别墅已卖出，只剩下旧金山的公寓。他自己再不能打网球，而太太也不能继续在园地种花。惯做的事不再，永远不再，代表着什么不好说，也不好想。

好想的是高斯与佛利民一起差不多度过了整个二十世纪，而将来的历史会同意，他俩是二十世纪中影响经济思想最重要的人物。凯恩斯（J.M.Keynes）比不上他们。

高斯提出了产权界定与交易费用对行为的决定性，从而打开了制度与组织等分析的新天地。不是他首先提出的，是他把大门打开，开得阔，让我这一辈能容易地走进去。没有高斯，我不容易想象今天大行其道的新制度经济学会是怎样的。

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其实不是那么顺利，因为不到半途就有卸责、机会主义、博弈理论等学说参进。但大门还是打开了，走进去在新天地耕耘的人甚众。这方面的研究我纯走高斯六十年代划下来的路，看来只有我一个人这样走。比高斯年轻二十五岁，我比他走得远，走得广。我把自己走过的路的所知全部写进《经济解释》的卷二——《供应的行为》——与卷三——《制度的选择》。后者是我所知的新制度经济学的全部，好些地方与众不同，但怎样看还是高斯打开大门的新天地。

我本来打算把卷三——《制度的选择》——献给高斯的。左思右想后，我转献给中国的青年，因为觉得高斯会希望我这样做。我不容易明白为什么作为一个十分传统的英国人，高斯对中国那样关心。是的，除了英、美之外，高斯关心的是中国。二十多年前他催促我回港工作，要我把产权界定及交易费用的学说介绍给中国的同胞。后者促成《卖桔者言》的诞生，而跟着的《中国的前途》与《再论中国》，国内读者的反响很大。可惜高斯不懂中文，不知道他对我的影响而产生的影响。但他要求我做的我一丝不苟地做了。

佛利民与高斯是强烈的比对。前者是地道的美国犹太人，言论随意，快似闪电，技术鬼斧神工，是没有任何弱点的经济学家；后者是地道的英国绅士，举止缓慢，旧的西服穿得整齐，虽然结领带似乎永远学不懂。高斯思想不快，但来无影，去无，什么问题都像小孩般第一次看。完全不管传统或成见的思想家，高斯可说绝无仅有，虽然他对英国的马歇尔经济学传统了如指掌。

以清晰及敏捷思想而言，佛利民在经济学是唯我独尊的。他认为费沙（I.Fisher）比他厉害，但奇怪地众所公认为天才的费沙，论著多如天上星的费沙，对外人的思想影响不大。佛利民的本领，没有见过不容易相信。高斯曾对我说，一九六○年那天晚上，在戴维德（A.Director）之家餐后的举世知名的大辩论中，那高斯定律诞生的时刻，佛利民拦途杀出，其分析的清晰使他拜服。

高斯的贡献是打开了一个新天地；佛利民的贡献是替自由经济作了全面的新阐释，其清晰推理以博学来去纵横，有难以抗拒的说服力。佛氏早期走价格理论的路，精彩而又有创意，其后转向宏观与货币理论，使我这一辈熟读他的论著的人惋惜他不继续集中在价格理论那方面。但佛氏显然认为，要推广自由经济，失业与通货膨胀等话题比较重要。

以足够条件来搞一门学术而言，历史上不容易找到一个像佛利民搞经济学的例子。他全盛时期的思想快得离奇，清楚得令人生畏。研究经济之前他的统计学天分与贡献已知名天下；不是数学专家但非常懂得用；古往今来的历史，东方或西方的，都知大概；无论科学方法或理论逻辑皆属一流。可以这样说吧：任何话题到了佛氏的手上，经过他的处理，都或多或少地改变了。

佛利民常说：「我没有一句私下间可说的话不能公开说出来的。」永远言出由衷，自己不相信的话永远不说。这样的学者使我们作为后学的高山仰止，也因为羡慕而把他作为一个典范。

是一个大时代的转变影响了高斯与佛利民的思维，而他们的思维对学术行内的影响不仅大，且会是长远的。我怀疑他们的思维影响了政府的经济政策，但长远的思想影响，会启发人们对世界的看法。比方说，我怀疑，甚至不相信，我那百多篇关于产权界定、交易费用、市场运作等中语随笔，影响了中国的改革政策，但今天国内的学子、商人及干部把这些观念说得琅琅上口，不可能与我无关。然而，没有高斯、佛利民、艾智仁（A.A.Alchian）等师友的真传，这些随笔是写不出来的。

艾师八十八，也老了，高尔夫球少打了。去年八月，他从洛杉矶飞西雅图参加他很喜欢的我的女儿的婚礼，见到他，身体还好，但也使我感到日渐黄昏。他是纯搞思想的，对怪诞不经的政治只轻微一笑，其影响力及不上高斯与佛利民。

今天的经济数学当道，缺少了经济内容。经济内容靠思想。我记不起是谁说过：「一个思想，不管是对还是错，一经表达了，就不能完全消逝。」我同意这观点，对思想着迷。高斯与佛利民是大思想家，但算得上是经济大思想家的二十世纪还有其它几个。然而，从思想影响力那方面看，高斯与佛利民领前是毋庸置疑的。

是好的影响，因为细节不论，他们的思想贡献是真理。于今日暮黄昏，他们的影子在我脑海中与日俱增。我想，那是伟大的黄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