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不过是四年前的论著，今天读来，恍若隔世！读者们阅读关于现代中国的文章，要注意日期，就是书写与发表的日期也应分清楚。因时而变可能误导；因地方不同而异也是一个困难。虽然我不断地查询各地的发展情况，但不能多花时间亲自到各地观察，是引以为憾的。

重读四年前所写的文章，看今日的中国，我对自己昔日的推断在大致上是满意的。但假若我能预先看到今日的中国，然后回到四年前再写这论文，会有什么不同呢？答案是：理论不用改变，事实发展的推断在大致上也不用改变；但因为我忽略了两个要点，有些地方是要补充的。这两个要点，在当时我应该是可以看到的，但却被忽略了。这说明用经济理论作推测可以做得很准确，问题就是有关的局限条件及假设想得够不够周全。

我第一个重要的忽略，是在当时我没有问：假若中国要走向近乎私产的制度，农业与工商业哪一样比较容易改革？前者远为容易是很明显的（见《城市改革的困难》）。要是我在四年前对自己提出这个问题，我就不会低估了中国改革的速度，不会忽略了环绕城市的农民生活的特别改进，也不会漠视了未来的大搬迁的压力。

当时我问：在工商业的改革中哪一种最困难？答案是：政府容易掌握垄断权利的行业。我于是推断了邮局、电话、石油、交通等行业不会迅速地私产化。这观点现在仍然适用。在当时我也问：土地与劳力，哪一样较为容易私产化？答案是：劳力。这观点也是对的——劳力的转让权在中国已开始浮现了。但我没有问农业与工商业的不同程度的改革困难。一个显浅而又顺理成章的问题被忽略了，推测就有失误。我希望学生们能从这一个例子中体会到「浅问题」对思考推理的重要（见《卖桔者言》内的《思考的方法》）。

第二个重要的忽略，是四年前我没有问：在共产与健全的私产制度之间，有哪一种界定权利的制度可以持久地存在？答案是：以分类管制而界定贪污权利的印度之路。我一向知道在共产与私产之间是有着多种不同的管制及福利制度；我明白混乱不能久持，也清楚地指出了中国在可见的将来会走向近乎私产的路，而在当时，我以为多种管制是在过渡期中无可避免的——这观点也对了。但我忽略了因管制而起的贪污可以被用来界定权利，可以治乱。我现在不敢肯定中国是向这方面走，但认为这可能性是不小的。

在《贪污的后患》一文内，我指出政府管制会为利便贪污而起，而贪污亦会阻碍管制的解除。这观点，一九七一年我跟史德拉（G.Stigler）辩论管制的成因时就曾提及。但在四年前我却没有想到贪污的权利可以被界定。这个要点是我在写《贪污的后患》时突然间想到的。想到了这一点，再想想中国近来的发展情况，就掷笔兴叹！

本译文的重印，让我有机会大幅度地修改了文字，但这修改还是以原译为本。我希望将来能将关于制度转变理论的那一部分重写。到那时，中国的经验会给我新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