谬误是要付代价的。概念或观点上的谬误，可能导致很大的代价。令人感叹的，是导致大代价的谬误，往往浅显之极。在中国，跟在其它经济落后的国家一样，外汇管制是有一些古老相传而极其肤浅的谬误。

在十八世纪初期，欧洲的重商主义者（Merchantilist）主张对外贸易要有盈余，因为这会引进黄金。但出口的目的是为了要享受入口物品。贸易有盈余是出口总值比入口的大——外人享受自己产品的总值大过自己享受外人的产品——岂不是吃了亏？ 虽然盈余可以积蓄黄金，可为将来进口之用，但黄金既不能生息，也不一定会升值，所以在史密斯（A.Smith 1723-90）后的百多年中，重商主义的观念就逐渐被识者遗弃了。

金本位瓦解的后果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很多国家的对外贸易以黄金为本位，而很多国家的货币也是以金本位保值的。在这情况下，若黄金大量外流，对国家的币制是会有影响的，所以重商主义的观点在某程度上驱之不去，不难明白。到了一九四四年，以凯恩斯为首的西方国家的财经专家在美国布烈顿森林开会，翌年签署了布烈顿森林协议（Bretton Woods Agreements Act），是间接地用金本位。不管是什么形式，金本位一旦存在，外贸盈余的争取总有点道理。有些国家，因为自己的中央银行滥印货币，引起通胀，黄金外流在所难免。管制外汇是一个以砍头来治头痛的办法。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不少落后国家都因为黄金外流而实施外汇管制。落后国家之所以继续落后，这管制是一个主要原因。

一九七一年，布烈顿森林协议终于因为受不起压力而瓦解。因为金本位被废除了，更多国家的政府难以自制，大幅度地增加货币发行，引起了十多年来的举世通胀。这个趋势，近几年有好转，虽然这好转不一定能持久。以金本位来安定物价，有好处也有弊端。常被人忽略了的一个主要弊端，就是在金本位下，物价一旦「安定」不了，引起黄金外流，外汇管制的机会就增大了。

年多前香港因九七问题而引起港元汇价的大幅度波动，于今思之，犹有余悸！香港政府最后决定所采用的所谓「联系汇率」，其实就是以美元代黄金，将钞票以美元为本位（七二年之前香港是以英镑为本位）。这制度能成功的原因之一，就是香港没有中央银行，让港币的供应在固定了的汇率下，按市场对外汇的需求增减而自动减增。有惊无险，外汇管制是被避免了的。

自布烈顿森林协议瓦解之后，金本位不再存在；没有了黄金外流的恐惧，外汇管制就少了一个大压力。有些以前没有外汇管制的国家，在脱离了金本位之后，就让汇率自由浮动。有些以前有管制的地方（如日本）就减少了管制，也让汇率自由浮动。有些地方（如台湾），因为官僚贪污仍存在，管制虽然是减少了，但仍具规模。更有些地方（如印度），贪污无日无之，外汇管制就驱之不去了。贪污是因管制而起，而管制也是会因为贪污而增加了顽固性。

在评论中国的「一国二币」的文章内，我指出要保存现有的二币制度，外汇管制是需要的。姑且不谈贪污，一国二币的制度会加强外汇管制的顽固性。表面上是要外来客付高价，多赚一些外汇，但效果却是引狼入室。外汇管制所带来的不良经济效果，罄竹难书，这里不便详述。我们要问，除了利便贪污，除了一国二币有大可怀疑的表面「利益」以外，外汇管制有什么好处呢？我们的答案是，半点好处也没有！有的就是一些肤浅的谬误。

汇管不能提升币值

有人认为若中国一旦解除外汇管制，人民币值大幅度下降，这对国家的面子是有损害的。但几个月前黑市汇率是一百港元换四十五人民币，几星期前是六十三，今天已是七十二了！在几个月前我跟朋友打趣说，我又有一个「张氏定律」：人民币兑换港币的公价每跌一元，黑市就跌五元！其后几个月的转变，不幸被我言中！

三年前，佛利民访中国之后，我写信向他请教了一个我解决不了的问题。我问：「根据我的不完善分析，假若中国解除外汇管制，人民币的自由兑换市价会比黑市价高，但这显然是跟书本的论点不同，为什么呢？」他回信说：「这是因为在公价汇率下，中国仍有很多物品是较外地便宜；解除了管制，这些物品所含意的高值汇率就会生效。」名家所见，果然不凡。

有人认为外汇管制可协助政府积蓄外汇。暂且勿论这积蓄是否明智，我们可肯定的，就是若要积蓄，比外汇管制好的办法不胜枚举。我们从来没有见过有任何人会跑到银行里说：「请你们禁止我提款，因为我会因此而增加积蓄。」

另一个谬误，是认为外汇管制可约束入口消费，可鼓励国内的工业发展，及可减少中国对外的依赖。这些观点，不仅是违反了经济规律，绝不明智；就算是要达到这些目的，直接以关税或限制入口数量，比外汇管制高明得多。

最无稽的谬误，莫如那认为在外汇管制下，人民币的价值会较高，因而表达了经济的强盛（一说人民币比台币值钱，所以中国的经济比台湾的好！）。姑勿论目前黑市汇率的尴尬情况，若中国真的要加强人民币的币值，将现在的一百元改为一元，还不容易吗？

在金本位制度下，以外汇管制来阻止黄金外流，虽是下策，但为了要「安定」币值，下策也是无可奈何。没有金本位或「外币」本位，中央银行自行约束货币数量，是唯一可以安定币值的办法。外汇管制要来作什么呢？除了利便贪污及以一国二币来推行价格分歧，我实在想不到外汇管制有强可成理的用途。说是要使外商付较高的物价，也是错得离谱。人民币的公价高、市价低，外商迫以外币议价，利益何在？若要收高价，直接提升物价简单得多。

汇管不能减少外贸赤字

在五花八门的谬误中，我以为最容易被人接受的，就是外汇管制可减少外贸赤字，因而会给社会带来利益。但问题是，若没有外资进口，外贸怎可能有赤字呢？贸易赤字是因进口大过出口而起的；但若要进口，就非有出口不可。没有管制，不谈资金流动，赤字何来？正如在香港做生意，或甚至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怎可以长久地入不敷出？若有人能长久地做到入不敷出——他的享受能长久地大过他的生产贡献——何乐不为？赤字何害之有？对外贸易并不是政府财政，可以长久地以赊借渡日，先花未来钱。

假若我们考虑到资金的进出口，情况就不同了。举一个例。近几年来美元在国际上大幅度升值，使美国的外贸赤字激增。这庞大赤字怎可以存在呢？答案是，在同期间美国有庞大的外资进口，在高息下，在美国存款、买股票或债券。列根总统幕下的经济谋士所担心的，不是赤字的本身，也不是外资进口，而是这些进了口的外资，大部分不是投资在地产或生意上，而是集中在可以赚取利息的财务投资。他们担心的重点，就是这些外资可以急去。若这些极易流动的外资一旦大量撤离，怎么办？

汇管阻吓外资进口

资金的进口，是可以支持外贸赤字的。但除此以外，贸易赤字就难以产生。中国若解除外汇管制，取缔一国二币，让外汇自由浮动，情况会怎样呢？答案是，人民币会有一次贬值（其下跌幅度是会小过黑市汇率），其后中国政府若能约束货币的增长率，更大的贬值就不会再发生。外贸是否会有大赤字，就要看外资的进口多少而定了。解除外管所能带来的经济效益，屈指难算。

在中国现在的情况下，要投资在中国财务上赚取利息的人，显然是少之又少。要争取这种外资，是一个经济发达的国家才能做到，更何况在有外汇管制的情况下，进了口的外资不一定能出口，有谁会对中国打主意？但因为中国是百废待举，只要市场继续开放，利润比外地高，投资到中国设工厂或建酒店，虽较冒险，也有所值。中国的执政者显然是极度欢迎这种投资的。但除了要大事推行市场经济外，引进外资还起码有五个困难。

第一，外汇管制显然是一个重大障碍。这一点，任何到中国投资的人都知道的。

第二，中国的执政者受了马克思的污染，对市场运用的功能知得很少。他们一方面谈合理价格，另一方面谈合理利润。他们认为外资到中国，能赚到与利息相若的利润，就算是公平合理。但他们是忘记了做生意是很容易亏大本的，相等于利息的利润之所以「合理」，是指在竞争下的平均利润。生意既然可以亏大本，要引进外资，就必须给投资者一个可以赚大钱的机会。坚持「合理」利润，还有什么投资者会冒风险去下注？

第三，中国的执政者一方面欢迎外资，另一方面却反对外贸赤字！这是说不通的。在一般情况下，若资金是进口大过出口，外贸赤字就会产生。当然，中国政府跟一般自由企业的政府不同，喜欢由政府本身积蓄外汇。但积蓄了的钱还是要用的。有钱而不用，要钱来作什么？花钱不仅是为消费，也可以是为生产赚钱。换言之，要大量引进外资，外贸的赤字就不应反对了。

第四，在目前的中国，权利的界定仍然很不清楚。别的不谈，单就是因为权利不清而引起的庞大交易费用，就足以使外资却步。在商讨投资时要跟谁谈判，要由谁批准，及其它种种因为权利混淆而引起的各种疑问，曾与中国洽商投资的人，都有说不完的故事。

最后一个引进外资的困难，就是中国不肯将土地出售。禁止将「国土」出让给外籍人士，也是基于一些古老相传的有关土地谬误，将来有机会我会再向读者解释。在引进外资的问题上，禁止土地出让或长期租出，就会迫令外商跟中国合资或合作。但在投资上，合不合作是一个重要的选择。有权不合作（独资）是可以减少合作者的不合作行为。因此，不仅是被迫与国家政府合作是一个投资的大障碍，就算是被迫与其它私人合作也是大有问题的。

在这篇文章里，我指出在没有金本位或「外币」本位的制度中，外汇管制是没有任何可以说得通的经济理由。中国目前的「一国二币」制，是一个很特别的支持外汇管制的因素；但我曾指出，以「二币一价」的办法来施行价格分歧，所获甚少而代价甚大。难道中国的命运，就真的是被某些古老相传而极其肤浅的谬误所连累了？

但外汇管制或任何管制，都会增加执政者的权力，也会利便贪污的行为。这一点，我会在下一篇文章再作分析。

二○○一年后记

一九八八年九月我带佛利民（M.Friedman）到北京会见赵紫阳，相谈甚欢，而佛、赵二老交换意见的客观与诚恳，令人感动。更难得的是，二老的经济分析有很高的水平。佛利民是二十世纪的经济学大师，高水平理所当然，但赵紫阳没有被比下去，是不容易相信的。

二老在中国改革的政策上只有一点的重要不同。他们大家同意外汇管制要尽早解除，但佛老要立刻解除，而赵老则认为应该等到中国的内部物价解除管制后才解除汇管。赵老的观点（相当湛深，翻译员翻得不好，佛老听不清楚）是这样的：中国（当时）的内部物品，大约一半还有价格管制，所以内部的管与不管的相对价格是不合理的；外间的国家没有价格管制，其相对价格合理；若解除汇管，合理与不合理的相交起来，对中国可能有不良的效果，所以中国要先解除所有内部价格管制才解除外汇管制。佛老的观点，则是要先解除汇管，让外地的压力逼使中国的价格放开。

这是十三年前的故事了。当时大家都同意外汇管制应尽早解除，而中国的内部物价在今天之前早已放开了，但为什么外汇管制（虽然是放宽了）今天还在呢？十三年前说时机未到，只差少许时间；今天北京的朋友还是这样说。很明显，汇管的顽固存在不是时间的问题，而是得益分子或压力团体的杰作。

不要再说我是外人，不懂中国的国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