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秉元在《信报》发表《阅读大历史》，评论熊彼得（J. Shumpeter）与海伯纳（R. Heilbroner）的学术贡献。秉元老弟对熊、海二师的欣赏不少人有同感，但我却看不到皇帝的新衣。

我读熊彼得与海伯纳的论著是四十多年前的事了。依稀记得，海伯纳是熊彼得的弟子。可能因为这关系，二公专注的学问类同：经济思想史与「主义」分析。

先谈他们的经济思想史吧。作本科生时读到，很欣赏，但进了研究院，读到J. Stigler、L. Robbins等人写的经济思想史，就觉得是另一个层面，也觉得熊、海写的是表面功夫，没有深入的体会。后二者舞文弄墨，措辞华丽，初学者读来很有说服力。后来认识Stigler，数次与他畅谈前贤的经济思想，才知道真的要阐释及评述前贤之见，作者自己需要是一个理论高人。

海伯纳的英语文字是很好的。不久前一位要到美国学经济的朋友，问我怎样学好英文。我就介绍他读海氏的《世俗哲人》（The Worldly Philosophers），但说明不要学书内的经济分析了。

文字好就占了一个大便宜。但说到熊、海二公写的主义理论，我作研究生时读不懂。一天与熊彼得的另一位弟子（E. Domar）聊天，我问：「熊彼得的主义分析是搞什么鬼的？我不懂。」度玛大笑，说：「我也不懂。事实上，我不知道熊彼得的课是教什么的。一位同学提问，他就叫另一位同学回应，来来去去都是那样。」

说什么「主义」，我提到时喜欢加上括号，因为这些是空泛之词，没有什么意思，只是有时入读者的乡就随读者的俗，胡乱地用一下。我们要说的是制度，而制度的阐释只能从人与人之间的权利界定与合约安排这两方面看——这就是经济组织的分析了。是新制度经济学，起于六十年代，我适逢其会，于一九六八年首先提出从合约安排角度看经济组织。至于后来这学说搞到博弈理论那边去，可能起于我提出的卸责行为，误入歧途，不可取也。

高斯和我都为新制度经济学的不良发展叹息。然而，不论权利界定，不谈合约安排，漠视交易费用，只从不着边际的「主义」分析看世界，是不可能有足以传世的内容的。我对熊、海二公的主要批评，是我们不能从他们的「主义」分析中找到任何可以验证的假说，从而对经济的运作有解释。

熊彼得与海伯纳大名远播，是他们之幸，但主要是因为二十世纪是一个「主义」时代。在战争频频，议论纷纷，口号朗朗的环境中，模糊不清的理念，得到文采焕然的文笔支持，是有市场的。这可能就是秉元老弟所说的「大历史」了。

说高斯、艾智仁、德姆塞茨和区区在下的刻苦研究对这个「大历史」的改变完全没有影响，可能说不过去，但抚心自问，我们的影响实在小。然而，我们也是幸运的：看到二十年来中国的开放改革大转变，知道自己相信的可以验证的理论正确无误。

去年我邀请基本上不能再作长途旅行的佛利民与高斯到中国一游，信上说：「我们都肯定地相信我们的理论大致上不可能错，但见到今天中国的发展情况，自己当年做梦也没有想到，我们的理论会对得那样厉害！」

秉元老弟所说的大历史是「主义」历史，开始成为陈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