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故的夏理．庄逊（Harry G. Johnson）是个比我还要高傲的人，但才高八斗，大家就让他高傲下去。一些关于夏理的故事很经典。他寄出一篇三十多页的文稿到最大名的《美国经济学报》，被接受发表了。但学报老编遗失了文稿，要夏理再提供。夏理没有存稿，于是凭记忆从头到尾把该文再写出来。老编收到新稿后，原稿也找到了，相对一下，竟然发觉没有一字之差。

另一个故事，同样精彩。我的一位朋友获多伦多大学以高薪聘请为大教授。那是一九七一年。该朋友在聚会上遇到夏理，知道后者曾经就读于多伦多大学，兴高采烈地告诉夏理他的新职，问意见（其实是希望夏理恭贺一番）。殊不知夏理说：「多伦多是很不错的大学，是二等脑子的最佳收容所！」兴高采烈的朋友吓得把手上的整杯咖啡倒在衣服上。

夏理视我如亲弟弟，凡事维护，认为我是搞理论的最适当人选。但对其他同学或年轻同事他就不大客气了。要跟他辩论，他会不耐烦地说：「无论我说什么你就当作是对，可以省却不少麻烦！」有人说在理论逻辑上夏理没有错过，但那种高傲的回应倒也自成一家。数十年来，我自己写得比较慎重的英语论著，说我错的大不乏人，但我老是屹立不倒，而说我错的不知躲到哪里去了。严谨的分析，我没有错过；不严谨的中语随笔，分析可能有错，但自己数不出来。然而，我不敢说夏理的无所不对的话。

记得昔日拜艾智仁、赫舒拉发、普纳等高人为师，我的学习态度，是无论自己怎样不同意，永远是假设他们是对的才细想。这些高人当然会错，但机会不大。动不动认为他们错，不同意，我还可以从他们那里学得什么呢？假设他们是对的，我就会想，为什么他们会说那样的话？究竟他们是对在哪里呢？这样考虑，九成以上的机会到最后我发觉他们毕竟是对的，是自己低估了老师的本领。是的，假设一位专家是对而后想，比认为一位专家是错而不想下去，学习的收益远为可观也。

是一个基本的问题。我在经济学作了四十五年的训练，日思夜想，任何问题的有关局限，理论怎样约束，怎样行得通怎样行不通，数分钟之内可以想得很阔、很远。你没有学过经济，不可能理解任何问题必有复杂的一面，想也不想就说我错，其命中率不是近于零，而是零。好比跟杨官璘或胡荣华下象棋，你只学过两三天，大叫他们错，以为可以教他们一下，不是妙想天开是什么？如果你不想学象棋，怎样胡说不打紧，但如果要学就要问：为什么棋王会这样走？

昔日杨官璘对胡荣华，胡氏无端端走一着象五进三。我想，发神经，但为什么他要走这一着呢？想了很久才知道他对，而杨氏也因为这着看来是不成章法的而败下阵来。

任何大学问都复杂，往往深不可测。经济学也如是。你不要学，不妨不断地大叫错、错、错。但如果要学，你就要想，为什么这位经济学家那样说？这是初学的人应有的态度。到你自己成为经济学家，在某专题上练到有独得之秘，你才有足够的判断力说这专题的某些观点是错、错、错。